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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商帮解读 ——兼谈浙商与粤商 - 『时事热评』 - 彝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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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商帮解读 ——兼谈浙商与粤商

王志纲简介


1955年8月出生于贵州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经济系,分配在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研究工作1985年至1994年任新华社记者1994年下半年成为独立策划人1995年创办王志纲工作室


他先后出版《中国走势》等5部专著,推出了4卷一套的《王志纲策划文库》。


伴随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在中国大地上有两股驰骋纵横的力量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粤商,一个是浙商。如果说前20年因为“天时与地利”,粤商成为最具江湖感召力的商帮,那么在此后可能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是草根出身的浙江商帮奏响了历史的最强音。今天的商帮作为一种社会主导力量,对一个地域的经济腾飞、文化进步、社会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强劲的推动作用。以浙商为例,仅民营企业对全省GDP的贡献便超过了70%;而粤商中的民营企业对全省GDP的贡献也超过了50%。正因为如此,消失已久的商帮现象引起专家、学者、媒体及民众的浓厚兴趣。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商帮现象,如何认识粤浙两大商帮?决定商帮兴衰的内在规律是什么?认清这些问题我们才有可能为商帮的发展找到一条永恒之途。


广东成改革开放试验田粤商成最具感召力商帮


从1978年到1993年,即正式改革开放到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前,整整15年,是广东外贸独占的时期。或者换句话说,这15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针对香港人的开放。这个时期大陆70%以上的外资是港资,30%才是所谓的国际资本。中国的开放促进了香港的繁荣,反过来香港又带动了与之一衣带水的祖居之地———广东。15年的外贸独占让广东完成了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又促成了广东经济革命性的变化,从而不仅影响了整个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


为什么会选择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第一,广东历史上就有开放的传统,粤商因其特殊的区位条件,很早就有海洋意识、国际意识,广东人的外向性很强。第二,广东在地理上与香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开放既可以吸收港人的投资,又可以在经济融合中实现文化融合、精神融合,从而为平稳收回香港打下重重的伏笔。第三,广东长期是“化外之地”,即使试验失败了,也不会成为“心腹大患”,不会伤筋动骨。第四,当时之所以不敢开放上海,还因为上海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擎天支柱、“心脏地区”,别的支柱还没有立起来时,绝对不敢动上海。如果上海出了问题,就会产生“心肌梗塞”。第五,按照过去一贯的思维和经验,一般要先做样板,成功了才会加以推广。


为什么说这15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针对香港的开放?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香港成了刚刚从闭关锁国转向开放的中国与全球,尤其是发达的西方国家对接的唯一通道。就像打排球,当时全国人民的球都托给广东这个二传手,它再转托给香港这个叩球手,香港再将球叩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叩向全世界。这样整个中国催肥了香港,同时也催肥了广东。


粤商一夜暴富风光得意浙商坚忍不拔踯躅创业


整个80年代,当广东人咬着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昂首挺胸游走于中国的大街小巷、楼台亭阁、高楼大厦的时候,浙江人———那时还没人叫他们浙江商帮,没有广东的天时和地利,没有一个可以直通欧美国家的香港“老表”,没有什么优惠政策,也没有什么外商投资。于是这些浙江人,这些农家弟子,这些草根阶层,这些行走在街头没有人会多看一眼的外省人,在寂寞、孤独中,游走于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天山脚下。男人弹棉花,做家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则擦鞋、修鞋、补鞋。那时的浙江商人,连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甘肃等地的人都可怜他们。这些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还沉浸在“三亩薄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浙江商人则正在经历地狱之火的磨练,“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其实整个中国25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粤商与浙商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化的历程。它们以独特、鲜明的笔触勾勒出一幅新时期的“清明上河图”。


粤商与浙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处心积虑、绞尽脑汁地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但因各自的“天时”与“地利”不同,他们由蝌蚪变青蛙的进化方式又完全不同。有的粤商钱来得较容易,容易养成一种“暴发户心态”。而浙商“创业艰难百战多”,财富积累犹如针尖挑土,聚沙成塔,就像唐僧取经一样,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这种炼狱般的进化,让浙商培育出坚忍不拔、刻苦勤奋、虽九死而未悔的执着精神。只要云开雾散、天时更新、地利变化,这种在苦难中磨练而出的精神就会释放出空前的创造力。


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她有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带给她一蓬枯草,像死掉一样,没有水分,没有生气,很难看。朋友告诉她,这叫沙漠玫瑰,浸泡在清水中,几天就会复活;倒掉水,又会渐渐枯萎。藏上一两年,再置于水中,她又会复活。


浙商就像这沙漠玫瑰,严酷的生存环境让这些草根人物炼就了摧不垮、锤不扁、打不烂的强健生命力。他们就像沙漠玫瑰一样,气候恶劣时,他会慢慢枯萎,了无生气。但是只要气候变化,有一点点清水,有一点点雨露,她却可以渐渐地复活,一圈一圈顽强地扩展她的绿意,演绎出惊天动地的生命赞歌。


所以,当市场经济的春潮呼啸而来席卷神州之时,面对天地大变、狂飙突起,各个阶层重新大洗牌的格局,那些长期小瞧浙江小木匠、棉花匠、泥瓦匠、补鞋匠的圈养动物们茫然不知所措,而野生动物浙江商人却如龙腾大海、虎啸山林。


粤商组装洋枪攻城掠地浙商不弃薄利伺机而动


80年代末、90年代初,充斥广东媒体的是诸如“广东的崛起”,“大潮涌珠江”,“小广东长高了”等新闻。那时珠江东岸包括深圳、东莞及增城、惠州的一部分,利用“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不仅因此形成一条充满活力的工业走廊,而且还探索出一套“前店后厂”的模式,促成珠三角与香港之间唇齿相依、良性互动的经济关系。而以南海、顺德、中山为代表的珠三角西岸城市,虽然没有东岸东莞那样的地缘优势,从事“三来一补”,但作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二传手,其优势依然非常明显。于是西岸城市,凭借先行一步的地缘优势,将国外先进技术、全新理念及时尚消费品引进来,启动内需,大做国内市场。电子、家电、家私、建材、化纤等企业纷纷崛起,从而出现了粤商扛着组装的洋枪洋炮大举北伐的盛况,乐从的家私、顺德的家电、南海的陶瓷、中山古镇的灯饰、沙溪的牛仔布等蜚声全国市场,大赚特赚全国人民的钱。


其实这种依靠组装的洋枪洋炮攻城掠地、势如破竹的广东模式,并非它多么强大,而是因为它的对手太弱小。广东的成功,也不只是广东的胜利,而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胜利。


与此同时,日后坐大的浙商在做什么呢?以温州、台州为代表,那时正处于从“农民”到“绅士”转型的早期阶段。它们也做实业,但因为没有广东那样的天时和地利,只能从做假冒伪劣产品开始其从流通到实业的转变。80年代的温州皮鞋差不多就是伪劣皮鞋的代名词。1992年左右我去温州,发现它很尴尬。一方面,日本人在打它的假。比如它们先帮日本火机做代理,很快就仿做,最后竟做得跟真的一样,但价格只有真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温州又在打自己同胞的假。当它们从农民变成了绅士,开始生产自己的品牌时,比它们更弱小的同胞们又在模仿它们,侵犯它们的知识产权。


总体来说,当粤货风行中国之时,浙商一方面通过快速仿造或偷袭,实现角色的转换(由流通商变成产业家),另一方面则像一位少了火气的中年人,不急不躁地生产一些针头线脑的东西,不要说财大气粗的老广不屑一顾,连穷得起火的内地人也未必看得上。什么纽扣、拉链、线团,什么螺丝钉、线路板、低压器,什么皮鞋、衬衣、西装。他们就像沙漠玫瑰,静静地等待属于他们的阳光雨露。


粤商发展稍缓渐入佳境浙商厚积薄发如日中天


九十年代后期,浙商已经开始显示出它厚积薄发的强劲力量,比如义乌的小商品城、绍兴的轻纺工业城等,起步的思路和气度非同寻常。进入21世纪,粤商进入成熟期,发展渐缓;浙商为富有生气的青年,开始异军突起,飞速前进。


历史的风水就这样转过去了。造成这种历史循环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就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广东的先天优势造成了粤商的后天缺失。太容易发财了,很多课没有补。而浙江的先天缺失反而造就了它后天的优势。这就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先天优势就是得天时,占地利,顺带加人和。所谓得天时,是指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经济的大转型,全球产业的重新洗牌;所谓占地利,是指广东临近港澳,是中国连接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桥头堡,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主要通道;人和则指广东人所拥有的开放意识、国际意识以及善于借鉴、勇于创新、敏于行动等性格优点。


此外,在粤商崛起之时,整个中国正是一个短缺市场。家庭联产承包制,企业承包经营、放权让利,供给制的土崩瓦解,流通领域的迅速开放,使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消费能量,而长期的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工艺水平和制造能力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消费需求。在此背景下,广东充分利用它的地缘优势,通过香港将国外成熟的技术、现代的管理理念,尤其是质量优良的零部件大量引进,快速组装成洋枪洋炮,自然就可以攻城掠地、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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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密的市场网络为商帮发展释放出巨大能量


■敏于行而又善于思,为商帮赢得尊重


■抱团却不封闭,商帮方能与时俱进


■勇于整合,善于整合,使商帮迅速聚集强势



当天时地利发生突变之时,浙商如喜得甘霖的沙漠玫瑰绽放出无穷魅力,而粤商却像排球运动员被推进进了足球场,逐渐暴露出其弱势。


浙商释放优势 逐渐崭露头角


进入90年代后期,伴随着中国加入WTO,整个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香港已不是中国联结世界的唯一通道,已经不必非得借助广东这样的二传手了,广东外贸独占的历史已经结束。由此带来一个最深刻的变化是,原来的打排球变成踢足球。就是谁有本事带球过人、跨越中场,谁都可以直接射门,而无须借助别人———这个门就是世界市场之门。上海首先将球踢向了欧美,山东的青岛和辽宁的大连直接射向日本和韩国,东北则踢向俄罗斯。这时的竞争,已经不是比客观,而是比主观。浙商们恰恰在主观世界的磨练与提升上,是任何商帮无法比肩的。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与此同时,整个中国经济还发生两个深刻变化:一是过剩经济取代了短缺经济,买方市场取代了卖方市场。二是民营经济终于从歧视、打压、限制中挣扎出来,堂而皇之地步入中国的主流社群。于是,浙江的民营企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短短几年,已超过了号称市场经济摇篮的广东。衬衫、西服、时装、皮鞋、皮具、饮料、汽车配件、轻纺制品、电子产品等名牌,从深海中一个一个浮出水面。浙商过去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全部得到丰厚的回报,他们就像沙漠玫瑰一样开始舒枝展叶,他们在艰难成长中积累起来的以及历史所赋予的种种优势,逐渐得以释放。


网络渗透市场每个角落


经过近20年地狱般的修炼,浙商终于获得成功。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遍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国,甚至在海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浙江人,而只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会形成类似军队“班排连营团师军”的完整建制。有实力的大老板就成为投资者,在当地建立一个浙江或温州商城;实力较弱的老板就当摊主或堂主;没有本钱的就当伙计,看铺子,守摊位。总之,每个人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这种完整的市场体系还给年轻一代以希望,他们满怀信心从零开始,深信未来一定会从他们当中产生中国的亿万富豪。虽然目前广东不少商人依旧很成功,但你很难看到类似浙商那样完整、发达的市场建制。这是一个网络为王的时代,尤其是当这个依靠血缘、宗族、同乡之传统关系凝结而成的网络,与当地政府形成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关系时,更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由于网络渗透到市场的每一个毛孔,一个信息一个意念就可以迅速地从终端传递到总部,乃至四面八方。


浙商在流向全中国的时候,与其总部的联系就像心脏和毛细血管的微循环系统一样,来自市场末梢神经的大量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总部,总部经过分析、处理,又迅速地反馈回来,从而形成一种遥相呼应之势。如果说广东的“前店后厂”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系统———通过香港、台湾的中转拿到国外定单,组装完毕,三分之二出口,三分之一内销;那么浙商就类似于章鱼,有心脏,有四肢,有微循环系统,它是有自我更新、自我进化能力的生命机体。所以当全世界的投资者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中国时,天时变了,地利变了,中国市场仿佛一瞬间就从重生产发展成重营销,从重产品到重品牌,从重品牌到重网络。


注重地域文化凸显优势


还在新华社当记者时,我就讲过粤帮的特点是“敏于行,而拙于思”。尽管人类已进入一个需要知识、需要智慧、需要思想的财智时代,但粤商这种特点并未发生多大改观。


我在广东工作、生活、创业多年,广东老板们只喜欢追听我的演讲,托人请我吃饭,或与我一起打高尔夫球。总之一句话,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与我面对面地沟通、交流。我发表在媒体上的文章,尤其是我们工作室所著的书,他们则很少认真地分析和研究。但在浙江就不同。我们工作室有一个客户是宁波一公司的老总,他在找我们之前,居然将我们所有的书全部读过。他跟我开玩笑说,因为买工作室的书,他一来二往的,与书店小老板成为朋友———每次他都买上百本。


我当然知道,今天浙商中的精英们90%以上出生于“草根”,但他们与广东人不同的是,他们从未放弃从书本上获取经营智慧和思想的努力。这种追求必将使他们在财智时代如鱼在水、如鸟在林。在中国商帮的博弈中,浙商之所以越来越让人敬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浙商固有的注重文化的传统和习俗。


抱团但不封闭更具公信力


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认同感、归属感———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抱团能力,可以说是任何能称之为商帮的团体的共性特征。在粤商中,潮汕帮的抱团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更多的是基于血缘、宗族和同乡的关系而建立,排他性极强,也较封闭。而浙商的抱团虽然最早也是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但却并不封闭,而且能与时俱进,及时更新换代,最后演变成具有公信力的商会组织。目前中国可能最具江湖地位和市场口碑的就是温州商会。许多地方官员跟我谈起温州商会,都会眼睛发亮。他们说当地居然有八九万浙江人,这些人及其背后的商业能量不得了,政府为什么还要劳民伤财去香港招商?由于浙商价值地位的提升,以及各地政府对这种商业价值的期盼,使商会的影响力大为提升。反过来这种力量又增加了商会在与政府的谈判中的砝码。这种良性的博弈最终使得浙商的力量更为强大。


善于整合资源超越自我


关注中国资本市场的人不难发现,目前不管是国内的A股市场,还是新开张的中小企业板,浙商所占的比重高于粤商。一个小小的杨汛桥镇就有5家上市公司。据《香港商报》报道,浙江民营企业正加快步伐迈向资本市场。截至去年6月,已经通过和将要通过上市辅导期的117家浙江企业中,大部分为民营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金融资本是商品经济的最高形式,企业要想做大做强,一定要进入资本市场。那么,粤商与浙商对资本市场的兴趣为何大相径庭?


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广东老板的第一桶金是通过黑色或灰色手段挖到的,一上市,企业就成了公共公司,就必须受到监督和控制,很多问题就会暴露,权衡利弊,当然愿意继续沉在深海之中。但更重要原因还是企业家的胸怀和格局,是大海才能容纳百川,是高山才会不拒细壤。如果一个企业家把赚钱作为第一目标、甚至是惟一目标,我们很难期望他有多大的胸怀和格局。而恰恰在企业的使命和目标上,粤商与浙商具有明显的分野,前者更重企业利润,而后者更重社会责任。这无疑会影响他们的胸怀和格局,进而影响他们对资本整合、资源整合的态度。


整合是结构优化、要素聚集的过程,是超越自我、跨越时空的过程,是迅速扩张、做强做大的过程。全球一体化的大开放时代,为企业整合各种要素提供了无限空间、无限可能,企业只有勇于整合、善于整合,才能迅速聚集翻江倒海的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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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商帮解读——兼谈浙商与粤商

人类社会中,任何事物的生存、发展都离不了天时、地利、人和。纵观古今商帮的兴衰轨迹,我发现,不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是倒过来,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粤商与浙商的发展演变证明了这一点。

人和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天时

明清之际,中国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已发展到很高水平。随着农产品与牧产品的相对充裕,两类产品的交换便成为历史的必然,这就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最重要的机缘。

自古以来,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统治者的冲突几乎从未间断过。为了征讨北方游牧民族或维护边疆安定,明清两朝都面临着同样一个问题———如何在地广人稀的北方解决军队的后勤供应。这不仅为长袖善舞的晋商提供了发财的商机,也促进了他们与皇权、与官府的结合,成为具有垄断特权的皇商。

以上两点便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天时。

山西所处的独特的地理区位,则为晋商的崛起构成了最重要的地利因素。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我们不难发现,山西正好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接处。北邻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农民种的茶、纺的布,中原的农民种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养的马。在这两大需求之间,晋商便自然而然成为交易的纽带和桥梁。交易本来局限于山西及周边地区,但随着两种文化、两类产品的互补需求越来越大,加入这个商贸活动的商人也越来越多,其辐射和聚合半径就迅速扩大——向内,扩展至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向外,延伸至远东、贝加尔湖,乃至前苏联广袤的游牧之地。庞大的市场,巨大的吞吐量,使原本只有地方意义的晋商,能量迅速放大,成为一支商业劲旅。晋商的生意之所以能渗透到漠北的游牧地区,还因为一望无际的草原或沙丘,交通没有大碍,马匹、骆驼就可以胜任。

在晋商崛起的地利因素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恶劣的自然条件。“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在清朝300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100多次,平均3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11年。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300万。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西口”———山西与内蒙交界的一处长城隘口。有人从这里走出去,走成富商大贾,而更多人却由此走上了不归之路。但不管怎么说,农耕文化不利之地的山西,却成了晋商崛起的有利之地。

徽商的形成也大致如此。其原始启动主要靠经营茶叶,随着与官府的结合,逐渐转向食盐等垄断产品的经营。与晋商的不同之处是,徽商的市场主要在内陆腹地,运输依凭的主要工具是舟楫。

官商结合受限多

商帮难逃覆灭运

作为一个独立运作体系的商帮,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是不存在的,商帮的命运与其说掌握在上帝手里,不如说掌握在强势的皇帝及官僚阶层的手中。所以官商结合成为历史的选择,晋商与徽商也难以逃脱这一铁律。

当晋商和徽商赖以生存的天时、地利优势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和火车、轮船的开通而丧失时,其衰落就成为历史的定局。

纵观中国商帮的兴衰轨迹,我们不难看出,商帮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特定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机遇、历史条件,任何商帮都不可能生息繁衍,就像春季的植物不可能在冬天发芽一样。同时,商帮又是一个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产物。特定的地理条件、区位优势、地域文化无不影响着、决定着、制约着商帮的兴衰演变,就像特定的土壤才能长出特定的植物一样。

所以,当浙商们今天豪情满怀在谈论浙商的崛起时,当全中国都在为浙商大唱赞歌时,浙商们一定不要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不要忘了,如果没有天时地利之变,没有以上海为龙头的珠三角的整体崛起,没有整个中国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浙商们纵有三头六臂,也只能像沙漠玫瑰一样在寂寞中静静等待。

财富流向决定商帮走向现代商帮主导自身命运

人类的成长和发展总是以螺旋式进行的,没有下旋哪有上旋,没有低谷哪有高峰。事实上,粤商们已经开始了对自身性格缺失的深刻反思和对他人先进经验的自觉汲取,相关报道、相关文章不断见诸各类媒体。如果谁以为,粤商从此就会走向式微、走向衰落就大错特错了。拥有悠久的商业传统、深厚的商业文化、并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千锤百炼的粤商,不仅积累了极为雄厚的有形资产,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无形资产。随着泛珠三角的区域大整合,随着东盟经济的一体化,当今世界一个最具活力的经济板块必将在南中国大地崛起,而与之一道崛起的必将是一个强大的南粤商帮。

历史上的商帮无论多么强大,然而由于天时、地利等不可抗拒的因素,最终往往都灰飞烟灭。那么现代商帮能否找到一条永恒之途?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有二:一是历史给了我们成就永恒商帮的特殊机遇———这就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时代环境;二是现代意义的商帮与传统意义的商帮有根本的区别,传统的商帮必须依附于封建经济,跟皇权、跟官府勾结,因而他们的命运只能掌握在别人手里;而现代意义的商帮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往往能够决定一个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他们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当然,也就能够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其实,对商帮,我们大可“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抱着太强的区域或地方心态。商人也好,企业家也罢,其本质是流动的,就像游牧民族逐草而居一样,什么地方利于财富的积累,什么地方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它就会流向那里,这也是资本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的。

不管是曾经辉煌过现在已消失的商帮,还是目前风头正健却不知未来走向何方的商帮,最终都将流入到中华大地的土壤之中,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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