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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观察报告 - 『时事热评』 - 彝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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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观察报告

长三角观察报告(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上海?     



编者按:在中国经济的一盘棋中,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两颗最为重要的棋子,动一子而满盘活,这两个地区也成为国际商业界关注的焦点。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城市群的产业布局和城市间的商业往来,合理的资源配置和城市功能的协调互补可以降低区域间贸易的交易成本,可以使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可以提高区域整体的竞争力。

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两个商业发达的地区,但在其繁荣的表象背后同样也隐藏着人们对经济结构,对就业能力,对城市能否持续发展的困惑和担忧。我们的记者不久前对长三角(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进行了采访,他们走访了当地的官员、学者和商人,他们感悟了创造经济神话的城市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他们对繁荣和梦想有着自己的解读。跟随他们的目光,我们可以看到长三角跳动的脉搏,可以看到经济花环背影下的苦涩果实,可以看到当地人民对富裕生活生生不息的追求。

我们的记者力图讲述一个真实的长三角,力图把他们和当地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考带给我们的读者,因为长三角是中国的长三角。

引子

2003,是什么热了长三角?

来自两省一市普遍认同的是,热在引资和投资上,热在以路桥为代表的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上,热在区域经济互动的宣言和行动上。从资料显示来看,今年上半年15个城市到位外资为123.7亿美元,同比增长60.7%,占全国同期吸引外资的4成多,全国引资成效居前的城市,几乎都在长三角。15个城市完成固定资本投资达4537.6亿元,同比增长47.4%,增幅最大的城市达到88.9%。以上海为圆心,其它14个市都坐落在300公里半径内,高速铁路均可在1小时左右到达,建成和在建的24条快速路,连接长三角各城市,其中通向上海的快速通道达到9条,仅苏州交通设施投资计划就高达200亿元。

9月下旬,我们从上海到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再从南京到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坐火车、乘大巴、打的,穿梭在长江三角洲。无论是站在金茂大厦88层上眺望浦江两岸,还是走马观花地转一转苏州市的工业园,无论是在六朝古都的南京感叹绿树成荫,还是信步在杭州的西子湖畔,随处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城市张力,历久弥浓,长三角到处都洋溢着一股生机和活力。

有人这样评说,今日长三角热,是资本先于概念,市场先于舆论,企业先于政府。

人们不难发现,中国入世以来,“双赢”的理念在校正着政府的价值取向与行政作为,“全球化”在影响着“诸侯经济”。同时我们还看到,长三角可称得上是中国市场经济最活跃区域。加上上海在去年底赢得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权,这都无形中激活了长三角地区联动的欲望。在这些动因中,珠三角、京三角、东三角等区域经济概念也不断升温,这都给长三角热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元素”。而在长江三角洲中,最耀眼的、最令人瞩目的、担当龙头地位的,就是上海。

上海,这个曾经有“东方巴黎”之称的远东城市,在改革开放25年来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13年来,再度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充满神奇魅力并且蕴藏着无穷活力的地方。《福布斯》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范鲁贤(R u sseII FIann e rY)是这样评价上海的:上海正像一部“商业发电厂”。今天的上海正处于“黄金时代”,在这里能感受到一种奋进、前行的姿态。

今日的上海以她再度的繁华和梦想征服和感染着每一个与他接触过的人。正是有了上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了实践的哲学诠释。上海去年的GDP达到了5000亿,而当年全国总的GDP是10万亿,上海占了其中的5%,上海人均GDP在国内也是最高的。应该说今日的上海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跨越,上海在东部地区和全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更加凸现。然而在新的形势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上海不能不说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任务艰巨而光荣。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对上海的发展寄予厚望。上海如何能够继续走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再创辉煌?在整个长江三角洲经济带中如何率先发展,发挥龙头作用,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说的更明确:“上海要实现的是人均GDP从5000美元向7000美元的跨越”。这对上海来说,既是机遇又是全新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海面临着更加国际化的转型,而今的上海不应沉浸在“沾沾自喜”的赞美声中,上海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拐点和经济的拐点处。

拐点,充满着变数,充满着排它性,也充满着更大的想象、梦想和希望。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经过13年的努力,赢得今日巨变的上海人带着这种巨变的自信心的提升去预示一个理想乐观的未来。但上海毕竟不只是上海人的上海,她应是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她应是中国的上海,她应是全世界的上海,“海上中国”之上海。

我们正是把上海放在这样一个背景和前提下,来观察上海的,探询上海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上海。

上篇

透过表象的迷惑

东方明珠塔和曾是亚洲第一高楼的金茂大厦无疑已成为浦东开发开放以来最能体现上海的标志性的建筑。每天来这里观光的人不知有多少———无论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都会因它的巨大变化而感叹。这一巨大变化最直观的视觉冲击就是上海的高楼大厦。

据最新统计,上海目前有16层以上的高层建筑就有4000多幢。有专家说,上海的高楼大厦在全世界的城市中都是排在第一位的。面对眼前这些数不清的高楼大厦,给人的第一感受是:上海在中国可称得上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但现代化程度的高低,从更本质的意义上来说和有多少高楼大厦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从某种角度来看,上海的高层建筑不能不说是一种表象。在这些高层建筑中,能完全辨别出是上海的建筑又有几幢呢?难怪中国房地产界领军人物之一的现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裁卢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无不感慨地说:“各地来上海学习的,千万不要学上海建高楼大厦。”

除了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令人感叹外,上海的高架桥亦可以让每一个外来人感到上海的气魄。但是又有谁知道,紧临高架桥边上的高楼里面的人是多么的烦恼?

但与此同时,与人们的感叹声相左的另一种声音也不容忽视。一位从北方来的人是这样描绘上海的:上海是一座用钢筋水泥堆砌起来的城市,面对着“水泥森林”,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来说,人变得是那么的渺小,是这座钢筋水泥的城市把所有的人都吞没了,人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不会激发创造力,这不应该是上海。

有学者说:“上海的高层建筑正在逐渐的失去自我,在逐渐丧失地方特色。”建筑物的高度和密度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弊端,已越来越显现出来,这使得上海政府日前不得不做出限高的指令。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郑时龄是这样评说的:这种弊端的产生同样是来自于开发商的商业利益和急功近利的商业操作,片面地追求建筑的向南特征,使得建筑在总体上显得“畸形”。

记者在采访中从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了解到,今年上海市委市政府为了摆脱“水泥森林”的阴影,首次把绿化列为“一号工程”,公共绿地面积从过去的“一张报”,变成了“一间房”。据数字显示,到今年9月底,上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将达到9平方米,绿地覆盖率35%,延中绿地、华山绿地、太平桥绿地等,确实让人感到上海是没少花钱,但仍让人感到是那么不舒服,有“城市空心化”的苗头。房地产商也转向拿绿地来吸引住户,但大片绿地的出现,又让人感到是在郊区一样,城市的味道又淡了。

据说,目前在中国至少有43个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化都市”,而在长三角也不止上海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建国际化大都市,显然是要把城市做为一个品牌来推的,但城市品牌的营销绝不是盲目的建高楼大厦和绿化,如果是这么简单,香港是不会花900万美元请专家来规划的。

在上海市政府的边上有座很漂亮的建筑,里面有上海的城市规划,可供人参观。但一位留法的博士对记者说:上海的城市建设,说到底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但要说上海人没有文化,哪个人会相信和承认呢?但上海走的就是美日建筑的老路子,没有属于上海自己的建筑文化。

透过一些表象的迷惑,上海的建筑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后现代主义摩天大楼群。一位西方学者说:“建筑,对我们生活时代而言是对可取的生活方式的诠释。”然而面对今日上海的建筑,上海人是深深的被摩天大楼所带来的“重压”感到不适,上海已到了站在更现代的文化思维上来重新思量自己城市的时候了。最近在上海的地产界,有人提出“新文化地产”的思想,迅速得到广泛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上海人对最能表现上海的直接产物———建筑的冷思考。

“不对称”的究竟

客观的说,上海建筑高度和密度的弊端,时下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但其后遗症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将会逐渐显现。眼下最直接的就是城市的沉降。

上海的房地产可以说是近十年来发展最迅猛的,几乎所有的房地产开发商都看好上海的市场。据了解,上海每年固定资产的投资都在2000亿元以上,而且已连续6年。上海去年住宅投资为560亿元,今年将在580亿元以上。这样一个房地产市场有没有泡沫,始终成为一些行家关注的话题,有人说,上海的房地产看不懂。不久前在上海刚刚结束的《福布斯》论坛上,上海市市长韩正很乐观的说:“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不存在更多的泡沫。”

据上海房地产界的权威人士介绍:今年上海房地产市场将实现“三个两千万”,完成2000万平米住宅,二手房交易2000万平米,即将完成的2000万平米。二手房的均价已达到每平米5000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市场。

当记者问及是否有泡沫时,这位权威人士说:上海的房地产确实没有泡沫,但如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的话,只有局部结构性的泡沫,如郊外的别墅,市区没泡沫。

在对一些房地产商的采访中,他们几乎都有这样一个共同判断:上海的房地产市场相当的保守,但发展的又很快。

一面是保守,一面是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为什么会如此的不对称?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上海要把市内170万人口迁到市郊去,这显然就给房地产带来很大的空间,但上海市政府对市区住宅的开发又控制的很严格,同时还提出城市化要由现在的68%达到85%的目标。这又显得不对称。

据了解,目前在上海的台籍人口大约有40多万人,同时大量的外商在不断的进入上海。因此很多房地产商说,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会持续很久,同时,世博会的概念更令房地产商心有成竹。上海市市长韩正也在公开场合说:“在上海没有房地产的,可以听我一句劝告,投资房地产绝对是高回报的。”

在上海人中有这样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这使得浦东有段时间到了晚上成了一个空城,可上海市政府取消了过往浦东的路桥费后,浦东的房价马上就涨上去了。难怪有人说,通过这么一件事,就可以解惑很多的看不懂。那就是上海既有“看不见的手”,同时也有“看得见的手”。

凡是去过浦东的人,都为坐落在那里的具有上海现代化标志性的建筑而兴奋不已,被精神分析学家释为具有“阳具崇拜”内涵的金茂大厦和东方明珠塔,无不释放着阳刚之气,这和阴性的上海形成又一种不对称。两年前,很多人还在抱怨浦东没人气,而今世纪大道上的车辆开始多了起来,陆家嘴金融中心在逐渐的形成,由市中心人民广场乘二号线地铁去陆家嘴也就十几分钟,浦东也繁荣了很多,很多人都说这完全是上海政府的力量。显然不是政府单单的取消了路桥费就解决了浦东所有的问题,“政府无形中在左右着很多市场,金融中心的形成就是政府强力主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位职员这样对记者说。显然他指的是在设址上。

在上海,无论是房地产,还是金融等其它业态,“市场”是“得天独厚”的,市场的繁荣本应与活跃的市场相对应,是市场的力量在决定着市场,然而上海的繁荣更得益于政府的力量。

今日上海巨变,很多人得到的判断都是,上海有个强势的政府,更有人说,在很多情况下,在上海有一种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应该说资本对市场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浦东3000多亿美元的投入中,来自于国有资本的投入大约占到近2/3,这就形成了政府对资金流向的控制,国有资本掌握在政府的手中,这也就不难得出上海强势政府的成因。看似存在众多的不对称,但在强势政府下的上海,市场并没有失灵,资本仍是大量的涌入上海。也有一种说法,市场选择是低效的,而强势政府的作为可能拥有极高的效率。

有人说,上海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但很奇怪,虽然上海的政府就像一个大公司,却不影响这里的发展,只是政府控制的资源过多,影响了民间中小企业的发展。

上海政府的强势确实“缔造”了上海的昨天,但在面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呼声中,强势政府、集权体系不能不说面对着重新的选择。

动力源的失衡

早在10年前,本报就以《上海货,你怎么了?》为题,从一个“点”,从一个相对能让上海人接受的角度,对上海进行了梳理。曾有着“金字招牌”的上海货,而今更是每况愈下。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曾有着让全国人民如数家珍的上海货,而今都已成为那个年代的骄傲。“凤凰”、“永久”牌自行车,“金龙牌”手表,“蝴蝶牌”缝纫机,“大白兔”奶糖,“凯歌”、“金星”、“飞跃”电视机,“英雄”自来水笔等等早已成为记忆中的事。

无论是在南京路上的商场里,还是闲逛在“巴黎春天”里,或是跑到淮海路的商业街上,记者找到的都是来自法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德国、美国、日本、南非等世界一线和二线的品牌商品。就连南京路,都已成为来自温州商品品牌的集散地。

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有“十里洋场”的称谓,应该说上海有着中国各城市少有的商业精神,使市场和贸易得到了天然扩张,并由此迅速膨胀成远东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正是带着这样的“遗风”,使今日的上海拥有着最成熟的商业环境,无论是来自长三角的各个城市,还是国内外的商人,最看好的就是这里令人激动的市场。2002年,上海实现零售额为2035.2亿元,比上年增长9.3%。出口为320.55亿美元,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实现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为6247.69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达到15.3%。但能展现今日上海品牌和名牌的商品“寥寥无几”。

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名牌培育委员会主任艾丰一针见血的说:上海经济强,但品牌弱,现在真正称得上名牌的几乎没有。

一个地区名牌商品的多少,其实最主要的是能很好的反映出该地区的综合实力、经济竞争能力和科技发展水平。创立名牌是贯彻以质取胜战略的重要内容,同时是提高出口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产品品牌和名牌商品是刺激市场活跃的动力源,是市场最有活力的鲜活元素。在上海除了合资合作的品牌,自有品牌不强。艾丰分析说: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上海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因为上海拥有吸引国际著名品牌的优势,在产业发展上引进国外品牌往往比培育本土品牌能更快地产生效益,因而就比较重视引进品牌。一位姓刘的上海国企老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语道破:“建立自己的品牌挣不到钱”。

曾经“盛产”品牌的上海,今日很难找到叫得响的产品。然而记者在长江三角洲采访中感到,上海更“奇缺”的是企业家。《福布斯》眼中的上海是“全球最具有潜力的企业家城市”。显然,《福布斯》看好的是上海这一充满神奇魅力、想象力、蕴藏无穷活力的地方,是最适合产生“冒险家”的地方。但至今上海没有产生本土的大企业家、大的老板,这里有大批金领和白领,但人们很少提及到老板,这不能不说上海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产生企业家的土壤。

没有企业家,其关键是没有企业家精神,没有企业家精神,那就更缺的是创新精神,创新精神是要靠企业家来实现的。“企业家是最具有冒险精神的人,而企业家的成就就是一种精神成就”,一位在上海的外地企业家对记者说。而创新精神应是一个城市最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动力源”不应来自政府。这面对走向国际化的上海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一个不能产生属于自己的企业家城市,这个城市的商业精神就显得“苍白”。

有人解释说:“上海的企业家做事都很低调,在上海不是没有大老板”。但这种低调的方式又是为何?也有人说,上海的国有企业占有相对的主导,所以很难产生大企业家。还有人说,强势政府状态下,对资源的过多控制,民营经济不活跃,大的企业家和实业家也就无法产生。

据说,不久前上海电台曾搞过一次调查,有90%的人想要当老板。主持人说,上海人骨子里就是不安分的人,是勇于创业和冒险的人。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说:上海人比较保守,做事过于谨慎。

但无论是何由,缺乏企业家精神的上海,这个城市的“动力源”,在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必将存在严重的失衡。

缺品牌,缺名牌,缺企业家不能不说是上海的一个现实。(张志勇 李爱明 杨联民)
过路人,请告诉地球人,我们遵照人类的使命,在这里安息!
长三角观察报告(二)—理想与现实距离有多远?   



下篇

不相匹配的“翅膀”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上海却是这样。”许多年前美国记者霍塞在他的《上海:出卖的城市》一书中这样概括他所了解的上海。

我们看到,无论是《财富》论坛、APEC峰会,还是中国入世、申办世博会的成功及刚刚结束的《福布斯》论坛等等,上海无疑正在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最耀眼的城市明星。

客观的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虽然上海的开放和市场化起步较晚,但上海的商业传统和市民中的商业意识,使上海的商业环境和商业精神不断成熟,这应是上海“得天独厚”的,但记者在上海采访中,仍感到上海还缺少些什么。

上海的GDP已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仔细看看,都是人家的东西,没有多少是属于上海自己的,医药是人家的,上海只是包装;IT,没有属于自己的品牌。其实上海不仅是“物质”的品牌在失落,而且文化的品牌也在失去以往的魅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可以说是中国先进文化最耀眼的地方,有鲁迅、茅盾、巴金、曹禺等等。同时还有“左联”、上海电影、《申报》,还有“最上海”的张爱玲,文化的上海和物质的上海,如两个完美的翅膀,为那时的上海赚来了“东方巴黎”的声誉。而今,上海的两个“翅膀”就显得不那么匹配了。

虽然在人民广场上有让人赞叹的博物馆和大剧院,但仍找不到上海文化的“灵魂”。在上海大剧院采访时,从一张宣传海报上得知,10月初,该剧院将有一场题为《音乐化石激活上海》的演奏会。“激活上海”,这不能不说是眼下上海人对失落的上海文化和上海精神的强烈“追寻”。

“在文化上,上海没有北京的多元和活跃。”上海市经济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李伟中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这位在北京工作多年,而今已在上海工作4年的学者是这样看的:“今日的上海最缺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独立精神,对于长三角来说,上海要国际化,要有更大的发展,只有使经济插上文化的翅膀。飞越太平洋,这应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体现。”

上海众多的被采访对象,几乎都不同程度谈到上海的文化和上海精神问题。一位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说:“有排外思想也是没文化的表现,只有他自己是乡下人,他才说别人是乡下人。”

一位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北方人是这样看待上海的:“上海市政府的领导很坦荡、很开放,但具体到企业、机关就排外了,上海是对国际开放,对国内就不开放了。”一个内地的企业在上海投资项目,要盖300多个章,这有谁会相信,可一个跨国公司在上海投资,仅一天把手续就办完了,这就是上海发生的事情。

在上海采访不是一件顺利的事,上海人大都不愿接受北京来的记者采访。记者费了多番周折搞到作家王安忆的电话,打通这位女作家的宅电,还没等记者说明意图,她马上就说:“我从不接受记者的采访,很对不起。”有了这次吃闭门羹的教训,再约被采访对象时,都是由会说上海话的记者与对方联系,这样被采访对象大都欣然接受。一位上海朋友说:“虽然从整体上来看上海人不排外,但上海人有自己的圈子,一个外来人很难走进他们的圈子,属于圈子里的人,什么事都很好办。”

“上海不排外国,但排外地,上海人骨子里有大国沙文主义,如在语言上,上海话形成了一种语言环境。”一位北京的文化学者说。“如果上海都讲普通话的话,上海在走向国际化城市的道路上会提早10年。”

“崇洋,但不媚外。”

“上海人精明,但不高明。”

“上海人打工,可以说打到国际水平,但没有像样的大老板。”

“上海是市民政治,北京是精英政治。”

“上海的文化是华洋混杂文化,舶来文化。但石库门、弄堂里的文化,更让上海人迷恋,数量庞大的小市民在孜孜不倦地营造着上海的习俗、方言、气质和都市性格。”

“在城市前能加‘大’字的只有上海,‘大上海’?。”

“外滩文化,是‘海派’?文化的精髓,混杂着东方韵致和西式浪漫,充斥小资情调和洋派生活,法国梧桐树的街道,CBD中心商务区,后殖民主义样板的‘新天地’?,老式留声机传出熟悉的旋律,爵士乐,时髦、精致的上海女人,等等,构成上海的文化基因图。”

每一个被采访的对象都会谈出对上海文化的解读。上海精神是什么?显然和上海的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上海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国际大都市,但在上海浦东机场却找不到一块“W ELCOM ETOSH ANGH A I”的欢迎牌。这种不匹配,常常被外在的荣华所掩盖。

挥之不去的“意义”

据说,上海管理层的心态是不太愿意把上海定位在长三角经济发展的龙头这样一个位置。而是更愿意把上海定位在服务全国、服务全世界这样一个高度。面向国际一体化,上海是中国经济的桥头堡。但无论如何,长三角的新格局已在渐次显露,而上海无疑是处在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地位。上海的城市功能的转型和完善已无法回避。

今年夏天七八两月,沪苏浙相继创下用电负荷的历史记录。缺电问题由此而带来的严峻形势超过往年。从表面看,仿佛是连日高温惹得“祸”,但实际上,这与长三角制造业基地的逐步形成密切相关。

近年来,在长三角使用频率最高、最火爆的话语就是“全力承接世界制造业转移热潮”,“承接转移”在日趋升温。整个长江三角洲的各个城市都在打“承接牌”,争做制造业基地。浙江省的“五大百亿”工程开始启动;江苏省的沿江开发战略已开始实施。而上海也要分切这一块“蛋糕”。

在不久前全上海工业领导人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上海市市长韩正说:“要花大力气把上海建成为一个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市。”韩正还解释说:大家需要在上海的制造业精确定位上取得一致认识。

很显然,韩正这番话是在对过去20年中反反复复设计产业政策之后,对上海经济发展目标定位的最终答案。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称为“三二一”的发展战略在上海浮出水面,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由此上海减少了在制造业的投资和技术创新,取而代之的是在金融和贸易基础设施上的巨大投入。

针对上海力求重新在制造业上有所作为的定位,很多学者提出“上海应该重新工业化吗?”的质疑。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上海政府试图扭转上海在制造业一路下滑的努力实在勉为其难。因为上海是一个土地和人力资本都很密集的城市。其生活水平比长江三角洲其他地区相对高出很多。如果上海继续坚持发展其制造业,那么它必须克服未来的工资上涨并减缓其绝大部分蓝领人口的收入增长。而反过来这又不利于从全国各地吸引高技能和创造性人力资源,并可能继续在人才争夺战中败给北京或深圳,最终浪费了其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和开埠以来所积累起来的文化禀赋。”

上海市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是,到2020年把上海初步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的中心,对于这样的目标,对于这样确立上海在国际化的“中心城市的地位”,可以说是“众望所归”。据了解,到目前有57家外国银行在上海落户,在上海的外企逾3万家,同时很多外国的跨国公司已把在亚洲的总部都搬到了上海,把上海作为二级经济(二级总部)的指挥中心。

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这是来自上海人对上海是否工业化的普遍看法。更有人说,上海制造业早已不是优势,应把制造业赶出上海,上海要学会放弃。

放弃,显然就要丢掉很多东西。首先是如何保证连续11年的两位数增长。GDP,不能不说是现行行政体制下对政府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就凭这一点,就很难跨越。据权威人士介绍,预计2003年上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2600亿元,由于商务成本上升较快,不少产业无法及时对此做出调整,这将有可能影响上海今后经济的发展。

上海目前的各个产业应该如何发展,说穿了就是上海如何定位的问题,什么都抱着不放,大而全,二、三产业并举,显然这都无法适应长三角整体发展态势。就一般规律而言,制造业越发展,对现代服务业就越依赖。然而从上海的产业来看,上海显然不愿仅成为制造业们服务的“依赖”。

有识之士提出:商务成本,对上海来说,主要是把政府的一些无效成本降下来,制造业应放到内地去,上海应把最高端的制造业核心掌握在手中。上海的发展不应再是一二三产业的概念,新的经济种类已在上海初见端倪,如总部经济、中介服务经济、科教文卫经济,上海的发展关键还是发展观念的问题。

张军教授说:“上海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但另一个非城市意义的上海似乎也挥之不去。”他解释说:上海被中央政府视为一个省级的经济实体,所以也是相应地根据GDP数字和其他经济增长指标对其政府官员进行评价和奖励,如同其他省份的政府部门那样,都不得不做同样的事情。

上海的城市定位和上海的产业选择在“折磨”着上海。有学者说,政府不能决定产业的选择。这就是要大力发展地方的民营经济,产业的选择要由民营经济自由选择,企业家决定产业的选择,市场的力量必然要超过行政的力量。而今日的上海,市场的力量还没有完全地被发挥出来。

而上海正是在挥之不去的“意义”中,使上海的经济发展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

不仅是“173计划”的尴尬

“为什么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中的竞争内耗问题和发展的外部性问题在程度上不是降低了,而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越来越严重了?为什么文化上如此丰富、资源禀赋上如此相同、历史上具有如此密切联系、经济结构上如此互补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却在经济发展中如此四分五裂,形不成一种一体化发展的格局呢?”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志彪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毫不隐讳谈了自己的观点。

目前对于长三角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内耗,是经济、贸易、制度、市场的壁垒。这是记者在长江三角洲采访时来自江浙两省普遍的看法,而且反应最强烈的就是上海的“173计划”。

“173计划”,就是上海为了适应制造业的承接转移,把降低成本试点园区的规划用地面积从67平方公里扩大到173平方公里,并对园区内的重点新增企业进一步加大税务支持力度。据了解,这个“经济特区”主要是面对世界500强企业。

上海的“173计划”是今年4月23日推出的,很快就在长三角的各市中引起强烈的震荡。“173计划”很明显地就是上海在强化外资的进入。“上海是在坚守着制造业基地地位,以此来确保两位数的增长。”苏州市政府的官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是这样看待“173计划”的。

有人说,在长三角有两个“算不准”。一个是算不准的是今年以来有多少关于长三角一体化的论坛,据说在杭州和南京有时一天有好几个这样的会;另一个算不准的就是,长三角各地的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底线。如一个外商与一个地方已经基本谈妥投资协议,可就在签字前,却被另一个城市拉走了。一面是高唱一体化,一面是搞“暗度陈仓”或是小动作频频。这显然是一个悖论,但这是长三角目前的一个现实。有人说,“173计划”将带来新一轮的引资大战。

上海明确了“四大中心”,服务自然而然地就应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主题,而上海面对着众多现实问题(如产业结构调整,社会、经济的诸多转型,大批人员的转产转岗等等),又不得不死死地不肯放弃部分制造业。同时还不难发现,长三角内部的产业趋同,使得这一地区的竞争也将加剧。如何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实现彼此的双赢,这是摆在长三角的共同话题。在长三角的15个城市中,有11个城市选择汽车零配件制造业,8个城市选择石化业,12个城市选择通信产业。

长三角能否真正实现经济一体化,上海的“龙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人说,这就看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胸怀。苏州人至今还对上海把新机场放在浦东耿耿于怀,这给来苏州的外商带来多少不便,有人说这是上海人最大的“阳谋”。而苏州面对“173计划”,据说近日也拿出相应的办法,招商引资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而招商引资的力度,主要比拼的是地价的厮杀,这是彼此都心照不宣的办法。

刘志彪教授对记者说:“一体化不排除竞争,但竞争的主体应是企业,而不是政府,然而现在竞争的主体却成了政府。”

客观的说,这也不是沪苏浙管理者们所要看到的局面。近两年来,两省一市的政府官员也在不断为长三角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加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做出努力。据了解,现存的“长三角”内部协调机制有涉及三个层面的三个会议:“江浙沪省(市)长会议”,自2001年起每两年由三省(市)长参加;由长三角15市的常务副市长参加的“经济协调会”,也是每两年一次;三是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存在的“协作办主任会议”。

就沪苏浙的经济合作与发展,虽然已从务虚不断走向务实,但“173计划”又让江浙两省多少有些失语。

上海处于中国东部地带和黄金水道的尽头,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两地为依托的“长三角”已被公认为是全球第六大都市群和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

对于“龙头”来说,没有“龙身”和“龙尾”的配合,也是孤掌难鸣;同时,没有“龙头”的引领,一切更无从谈起。然而在各地方政府都以GDP、税收、就业等为政绩“考核”的约束下,其行政博弈的出发点自然而然就放在本地利益的最大化。但在记者采访中,来自江浙两省的普遍看法是,在现行的行政区划和体制下,政府如何最大化的发挥正面效应,就显得更为重要,而上海作为“龙头”和“老大”就得有“龙头”和“老大”的样。这种来自下面的话,可能上海管理者无法听到。

结束语

在不久前结束的福布斯会议上,上海被评选为“最具活力城市”。无论从中国还是从世界的视角来看,上海是当之无愧的。

8月29日至3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上海进行考察,并对上海寄语:在新世纪新阶段,上海要适应新形势,站在新起点,实现新跨越,再攀新高峰,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温总理所提到的五个“新”,显然是希望上海在新世纪里,以创新的姿态,走出一条新路子。这也反映出全国人民对上海的希望。

上海的城市精神,必将昭示上海的未来。那么上海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上海精神。掌管着几百亿资产的上海上实集团董事长陈伟恕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说:“上海的城市精神应是海纳百川,创新卓越。”

创新卓越,就是要敢为天下先。百年的上海,不知在华夏大地上做了多少第一。爱迪生发明的电灯,就是最早在上海普及的,在中国最早使用有轨电车的也是上海,德国的磁悬浮列车是在上海落的户等等,上海永远有着豁出去的气魄。

海纳百川,背靠几千年的内陆文明,面对海洋文明的上海,完全可以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拥抱更加璀璨的明天。
过路人,请告诉地球人,我们遵照人类的使命,在这里安息!
长三角观察报告(三)江苏:高歌低回的发展隐忧     



近距离观察江苏,你会发现这个经济发达的省份给人这样一种不相匹配的印象:GDP仅次于广东,但人均收入却低于诸多省份;苏南苏北不过几百公里的距离,经济上的落差却如同东部与西部;有着全国最多的民营企业,但大老板大企业却比不上兄弟省市;几年前乡镇企业还三分天下有其二,眨眼间便全面改制集体转向;近几年经济发展迅速,但贡献最大的却并不是江苏人自己,而是外资。

如何解释这些奇怪的现象?在这种现状下,江苏引以为傲的是什么,而隐藏的危机又在哪里?进退之间,江苏该如何取舍?

外力推动下的“苏南力量”

在上海,一位“老上海?说,过去,昆山只有昆剧和“奥灶面?———一种有昆山特色的面食在上海滩比较有名,但是现在,不仅上海人无人不知昆山,而且在整个中国,甚至全球,昆山的名头也响得很。

距离上海40多公里的这个县级市似乎一夜之间便成名了。成名不源于其他原因,关键便是昆山经济取得的成就———更确切一点说,是源于昆山吸引的大量外资尤其台资。

以台资为例,昆山市不过92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国1/10的台资积聚于此,有1500多家台资企业在此开业,而且还保持每天新开一家的速度。在昆山的台资企业中,有约500家为IT企业,台湾10大笔记本厂商中的6家在此落户。昆山在IT业的产业链条如此完整,以致有人戏言,如果要做一笔IT业的生意,在昆山一个高尔夫球场内,几乎就可以把生产所有部件的台商找全,甚至不等球打完,生意可能已经谈妥。

9月23日,记者驱车在昆山转悠,眼见长江路的两旁,神达电脑、程智电子、扬明化学等台资、外资工厂鳞次栉比,而昆山出口加工区、留学人员创业园、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园区也比邻而居。同丰路的两旁新盖的建筑一栋紧邻一栋,如果不是非常偶然地在工地旁边瞥见翠绿的水稻田,肯定想不到,就在不久前,这里到处尚是农田。紧邻上海的地理优势使得昆山这个20年前还是高度农村化的地区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膨胀,高速发展的经济每天都在刷新着这个新兴城市的面貌。

从这个意义上看,昆山无疑是整个苏州市的一个缩影。其成功的模式既不同于温州,也有别于往昔的“苏南模式?,更多地是一种外力推波助澜的结果。

据了解,苏州今年上半年的GDP为1228亿元,在国内所有大中城市中,紧随上海、广州、北京之后,甚至超过深圳、天津、重庆,排名第四。而苏州今年上半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远远超过其他城市,甚至压过多年的龙头老大上海,在全国排名第一。

眼下的苏州人可以向世人拍胸脯的,远远不止祖先留下的拙政园、虎丘寺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经济上的腾飞似乎更令他们扬眉吐气。原来主政江苏省的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曾说,苏州只用9年时间便走完了广东东莞近20年走过的路———即使在今天,后者的发展速度也是处于全国前列的,遑论改革开放之初了。

据说,10年多前,当中央决定开发上海浦东,以上海为区域中心带动长三角发展时,浙江担心上海会吸走浙江本地的资源,以不情愿和拖延的态度对待和上海的合作。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当上海将沪杭高速公路修到嘉善路口多年时,浙江的杭沪高速段却迟迟不见动静,浙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打造宁波北仑港和省内的杭甬高速上。但当时苏南模式已渐现颓势的江苏,做法却恰恰相反:抓住浦东开发的机遇,从交通、环境、政策等多方面优化,筑巢引凤,吸引国际资本。为了招商引资,甚至斥巨资修了一条从苏州直达上海虹桥机场的高速公路。江苏的种种努力,最终换来外资的蜂拥而入,也直接造就了苏州乃至整个江苏的今天。

苏州市计委外贸处和综合处两位处长向记者介绍,今年上半年,苏州市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达35亿美元之多———这个数字比辽宁、黑龙江、吉林东北三省2001年引进的外资总额还要多3亿美元,也比上海同期多1亿多美元。据介绍,苏州引进的台资占全国的1/5,超过广东东莞,是台资最密集的地方。台湾10大笔记本电脑厂已有9家在苏州落户,苏州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目前有3万多来自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人居住苏州,其中即有2万多台胞。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苏州都是典型的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城市代表。在这个城市中,三资企业的生产占全市的60%,出口占全市的85%;三资企业为苏州完成超过40%的财政收入,对GDP的贡献则超过50%。每三个工作的苏州人之中,便有一个在三资企业工作。在中国,外资对当地经济的影响程度如此之大的,无出其右者。

无数到过苏州的人感慨,没有外资,就没有苏州的今天。以苏州以及昆山为代表的外资模式,在苏南模式被扬弃的基础上,逐渐成为苏南地区带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路径。

今年上半年,在长三角15城市群,实际利用的近124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江苏沿江八市———苏州、无锡、南京、常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所占份额达57.4%,而浙江六市———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所占份额总共不过15.6%,明显处于下风。

对于中国而言,江苏在招商引资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去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而江苏又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地区:每投往中国的5美元外资中,便有1美元投往了江苏。在江苏吸引的外资中,大多又集结在长三角的苏南地区,其中犹以苏州、无锡、南京为甚。凭借苏南地区的力量,整个江苏省今年上半年的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合同利用外资额、实际利用外资额均全面超越广东,名列全国之首。

在不经意间,江苏已经成为全国吸引外资最多的省份,把多年的老大广东悄悄甩在了身后。

全球制造业基地的隐忧

正如20年前,广东凭借外来资本,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最终使珠三角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最富裕的地区一样,风水轮流转,20年后,好运开始降临在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在无数国际资本向长三角涌动的时候,全球制造业的产业转移也伴随资本一起到来。

“江苏最有可能成为国际制造业的新基地,?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志彪教授认为,以前,外资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但是随着地价和商务成本的增加,外资现在更多地开始向长三角尤其向江苏集中。刘进一步解释,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并不是单纯因为地价的原因,而主要是因为相比广东的大量民工,江苏因为有制造业的历史基础,劳动力的素质更高。

“一个最傻的老总也会把总部放在上海,把制造业基地放在江苏。

?刘志彪认为,相比上海的国际经济、贸易、金融、航运四大中心的地位,江苏在长三角经济上的定位就应该是国际制造业基地。依靠毗邻上海的优势和比较发达的产业化基础,就像上海顺其自然打造的“总部经济”一样,居于长三角腹地的江苏也应该是承接制造业转移的最佳选择。20年前,靠近上海的昆山、苏州等地就开始承接上海传统产业的逐渐转移,而现在,苏南和整个江苏承接的则是国际制造业的转移。

事实也正像许多人描述的那样,江苏已经成为国际产业资本最为集中的地方。目前,江苏的制造业经济总量和市场份额均仅次于广东。令人惊讶的是,外商和港澳台资本全面超越国有、集体以及个私经济,成为江苏省制造业的投资主体。2002年,外商和港澳台资本在江苏省规模以上制造业的实收资本中的比重,由1998年的三成上升到四成,达1260多亿元。

江苏省去年的GDP超过1万亿元,约占全国的1/10,而制造业占江苏GDP比重达三成,在江苏工业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超过九成,为江苏创造1/3强的财政收入,是全省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江苏省的所有行业中,经济总量最大的纺织业和增长最快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都在制造业。除此之外,江苏的出口几乎全部来自制造业。

江苏人尤其是集中全省70%制造业的苏南人显然有理由认为,自己的家乡已经成为国际制造业的基地。世界500强的企业中,已经有150多家在江苏投资。广东东莞人那句自得的名言———“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下单,最后都在东莞生产?,似乎正在变成江苏的现实。

但是,不管江苏如何自得,台资北移、珠三角疲态渐现的事实同样提醒江苏:既然国际产业资本能够从其他地区转移到中国,能够从珠三角转移至长三角,将来,同样可以从长三角转移至其他地区。像候鸟一样,国际产业资本的特性决定了它永远在寻求最佳的性价比地区。当苏南、江苏乃至整个长三角的商务成本上升到难以吸引和留住国际产业资本的时候,他们赖以竞争和夸耀的,将是什么?

尽管江苏的一些官员对旁观者的这种担忧认为过早,但是江苏经济对外资的高度依赖和内生式经济的并不突出已经说明,外资对江苏尤其是苏南经济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已经从昔日的凭借演变成为根本,而这种模式下蕴藏的风险或者说不足不言而喻。用浙江一位老板有些极端的话说,外资一旦撤走,江苏的许多地区将剩下一堆钢筋和水泥。采访中,一些学者也向记者表达了这种担忧。

当1997年中共十五大决定全面改造乡镇企业时,事实上宣告曾经造就江苏辉煌的“苏南模式”已经基本终结其使命。“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在江苏不再是带有光荣意味的词汇,短短几年之内,百分之百改造的乡镇企业使江苏人经历了一个颇为痛苦但是必须的过程。

当毅然决然地抛弃苏南模式时,苏南地区事实上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外资模式。外资对即期的江苏经济———GDP、出口、税收、就业等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隐藏的问题也正在这里,品牌是别人的,技术是别人的,甚至市场通道也是别人的,利润的相当一部分自然也是别人的,江苏更多起的是一个加工车间的作用,当外资一旦因为某种原因撤走时,还有什么东西是江苏自己的?当外资模式出现危机的那一天,江苏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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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三角观察报告(四)——谁来整合江苏?     



民营经济:发达与落后的悖论

许多有识之士之所以对江苏的外资模式抱有担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与外资相比,江苏民营经济的空间还很大。换言之,与外向型经济的突出相比,江苏的内生式经济还显不足。

如果从总量上和数量上来考量江苏的民营企业,似乎无可挑剔。江苏近几年的民营企业数量和经济总量一直增长。2002年,江苏的私营个体企业达186万户,甚至超过以民营经济著称的浙江,位居全国第一。在全省GDP中所占的比重,私营个体企业也从1999年的19.74%提高到2002年的28.3%,在江苏的经济版图中,已接近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

但是如果与邻近的浙江相比,江苏民营经济的不足立刻显现无遗。不久前,一项对江苏、浙江两省3000家民营企业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显示,与浙江的民企相比,江苏民企无论在经营层次、规模还是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

被调查的江苏民营企业中,从事劳务性质的摊点零售和餐饮服务的占到45.65%,而浙江只有25.49%。浙江民企中从事商业批发、房地产、教育科研开发的比例均高于江苏,特别是浙江民企中从事生产制造以及相关配套的比重高达42.64%,高出江苏近14个百分点。江苏民营经济在层次上,尚处于起步阶段。

而从规模上看,江苏民企的差距也相当明显。从调查结果看,100家民企中,江苏平均有近64家的注册资本在5万元及以下,而在此规模以下的,浙江只有50家。注册资本在100万及以上的,江苏不到4家,而浙江则超过15家。江苏有超过一半的企业没有雇人,而浙江雇人的企业接近2/3。雇佣员工50人以上的民企,江苏不到6%,而浙江则接近18%。

至于效益,江苏的民企也显然有差距。3000家被调查的民企中,江苏64%的企业赢利,而浙江的这一比例高达82%。赢利超过30万元的,100家里江苏不到5家,而浙江接近15家。赢利在100万以上的,江苏将近2%,而浙江为6.8%。在调查的民营企业中,浙江没有严重亏损的,而江苏却有超过4%的企业严重亏损。

正像外向型经济的突出一样,江苏在民营经济方面与浙江的差距,同样无法否认。当浙江成批量地产生鲁冠球、南存辉、王均瑶、胡成中、李书福、汪力成等身价过亿的企业家时,江苏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却显出与江苏经济总量不匹配的集体沉默。

浙江的GDP远逊于江苏,但浙江人普遍的富裕程度、大民营企业的资产之巨,却足以令江苏人汗颜。即使是江苏最富的长三角沿江八市,今年上半年的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也比浙江沿江六市要低1400多元。浙江年产值过亿元的民营企业2002年有330多家,远胜于江苏。虽然江苏也涌现出如沙钢的沈文荣、雨润的祝义才、苏宁的张近东等著名的老板,但就江苏的经济总量而言,这个群体显然不够强大。在《新财富》杂志排出的大陆前400名富豪中,浙江占了63位,位居各省市之首,而江苏只有25人。而且,江苏许多民营企业家,在几年以前的身份还是乡镇企业的负责人。

江苏省计委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说,尽管江苏的私营企业数量冠全国,但作为个体并不强。论大老板,江苏比不过浙江,论大企业,江苏比不过山东。

江苏三胞集团旗下的宏图三胞是江苏省连锁前5强企业,也是中国IT前20强企业。三胞集团今年上半年实现销售12亿元,全年有望实现28亿元。虽然在南京,三胞集团是为数不多的资产超过10亿元的民营企业之一,但董事长袁亚非却并非江苏人。

出生于四川、在北京长大的袁亚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江苏人长期形成的小富即安、稳字当头的思想限制了江苏民企的做大做强。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是智慧、胆识和韧性,江苏的老板并不缺智慧,但就整体而言,后两者却嫌不足。

袁亚非甚至认为,对于江苏的民营经济而言,主观上的挑战远胜于客观上的挑战。“江苏要涌现更多的大民企,就要改变江苏的人文文化、思想观念,要形成大胆、大方、大气,敢闯、敢干、敢想的氛围。?

对于江苏,许多学者的意见是,这个沿海沿江省份拥有一大批国内一流的工人,却缺乏一大批一流的企业家。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和遍地乡镇企业的历史,造就了江苏数以万计的工人,苏南人普遍劳工化也正源于此。但是在造就这些工人的同时,相对稳定的现状和小富即安的思想也抹杀了许多创业的冲动,这也是江苏虽然经济发达但富民程度却比不上广东、浙江的重要原因。

正如许多人谈到的那样,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集体经济与个私经济的不同。当温州模式在浙江催生出数以万计的大老板时,肇始于大集体经济时期的苏南乡镇企业使大多数农民成为工人从而集体富裕的同时,也无形中遏制了他们成为经营者的创业冲动。两种模式带来的不同结果使得资源贫乏的浙江产生了无数的企业家和大老板,而鱼米之乡的江苏,民营经济却更多地要从低层次开始补课。

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最早脱胎于农村队社办的作坊式企业,但综观其发展历程,往往经历了由村而乡镇而县直至市的过程。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企业的产权却越来越偏离民间而靠近政府,机制越来越死,创新和竞争能力越来越弱,直至成为“二国有企业。

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政府的介入,而且层次越来越高。因此,有学者认为,政府的力量在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为后来乡镇企业的式微乃至失败埋下了种子。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南模式成也政府、败也政府的说法显然不无道理。

但温州模式却不一样。当温州的民间经济如星星之火般发展时,不管当地政府是发自内心的袖手旁观还是没来得及进行“管理,客观事实是,在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中,浙江的地方政府表现出了足够的开明和难得的超脱。这也直接促使民间经济的星星之火最终在浙江形成燎原之势,直至今天成为浙江省经济的绝对主体,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一个标杆。

“制度是第二位的,生产力才是第一位的,”江苏省经济学会秘书长吴先满说,如果国有和集体经济现在还能搞得很好,也没必要改,“问题是搞不好?。吴认为,任何模式都是一种发展路径,不能凝固化,苏南模式改制后的江苏企业就吸取了很多温州模式的特点。

诸侯经济的整合难题

如果说当初的苏南模式“其兴,政府功不可没;其亡,政府难辞其咎?的话,那么,今天在江苏大行其道的招商引资的经济模式中,政府扮演的又是一个绝对的主角。

这种说法,并非否定地方政府出面招商引资的行为,恰恰相反,在地方发展尤其是承接国际产业资本的大规模转移之中,在现行的政治与经济高度合一的体制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也无可替代。

但是,不管如何,市场竞争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政府,而且应该有相对统一的规则。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志彪提醒,这一次序决不能颠倒。

但在现实中,对以吸引外资发展为主的苏南地区内部和竞争激烈的长三角地区而言,情况往往恰恰相反。很多时候,地方政府之间招商引资的竞争最终演变为单纯的地价和税收之争。在纷乱的引资之战中,甚至有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不惜向外资许诺土地一分钱不要的情况。许多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所许诺的条件,早已经越过国家有关政策的底线。

一位政府官员说,在江苏各市招商引资中,都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一位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对记者说,我们想把总部放到上海去,就连当地政府这一关都过不去。

一位民营企业的老板说,就在本省,想在另外一个城市设厂,企业就别想再让当地政府支持你。

在这种地方政府扭曲竞争的背后,是江苏省、长三角诸侯经济的影子。而更往深究,则涉及到现行行政体制和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制度安排问题。

从地图上看,江苏行政区划下的13个市,有10个临近山东、安徽、浙江和上海,3市靠海,8市沿江,江海文化在这里交汇;历史上为齐鲁之地的徐州和处于吴越文化中心地带的苏州几乎风牛马不相及。南北文化的杂烩,苏南苏北的经济落差都使得江苏更像一个微缩的中国。行政上的中心和地理上的中心都无法承担经济中心的重担,整个江苏省内经济中心的缺失使得区域整合举步维艰,而诸侯经济的表现在这种背景下却愈加突出。江苏现在极力打造的“沿江开发?战略将使长三角经济带受益的同时,也无疑将加剧各地区之间的竞争。

苏州虽然在中国所有城市中的GDP达到第四,远远超过除广州以外所有的副省级市,却仍然只是江苏的一个地级市;无锡的GDP在省内仅次于苏州,远在省会南京之上,也远超过浙江宁波这个副省级市,和杭州不相上下,但无锡至今也只是地级市。随着经济上的崛起,对于行政上升级扩权的渴望,苏州和无锡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苏州采访,一位政府官员还抱怨,如果在其他地方,苏州也许早就是副省级市了。

去年10月,上海作出决定,把虹桥机场所有国际与港澳地区航班转移到了浦东机场,此举直接增加了上海与苏州、无锡之间的物流运输时间和成本,重创了苏锡的IT业,也使踏下飞机的外商距离苏锡的路程因此增加了近一小时。不管苏锡人如何抱怨这是上海针对他们的“大阳谋?,尽快改扩建自己的机场成为他们的共识。问题是,相邻的两个经济大市,从避免重复建设的角度讲,国际机场肯定只能有一个。当江苏省政府决定建设苏南国际机场时,苏州和无锡开始较劲,谁也不愿放弃这个机会。

面积只有10万多平方公里的江苏,机场却多达7个。据了解,这7个机场中,除南京禄口机场实现了微利外,其他6个机场全部亏损。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不足300公里的范围内,除了建有浦东国际机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杭州笕桥机场等大型豪华机场外,临近的各地级市也陆续建起了气派不凡的民用机场。重复建设的结果是大家都吃不饱。据统计,今年春运高峰,虹桥国际机场的上客率不到60%,禄口国际机场不到55%,浦东国际机场更是不到30%。

有关人士分析,由于南通和常州靠上海近,两地机场受上海大机场的挤压,客源被分流。而连云港机场由于陇海铁路运能增加和宁连高速公路的开通,坐火车和汽车的人增加,坐飞机的自然少了。现在这些机场每年都要亏损七八百万元以上。即使是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也有超过一半的航运资源和能力没有被利用。

而张家港和江阴也上演了类似的割据闹剧:虽然距离很近,但却各自有一个码头,这样难免短兵相接,即使江苏省政府出面调停,事关地方利益,谁也不愿放弃。

诸侯经济的表现并不仅限于省辖市之间的争夺,县与县、县与上级市之间也时常呈现出摩擦。

1983年,江苏曾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试点省辖市代管县(市)的行政区划改革,其后,江苏重新调整行政区划,取消地区,代之以省辖市。

除了市区外,昆山、吴江、常熟、太仓、张家港是苏州市管辖的县级市。不过,经济上的巨大成就———昆山等县级市的诸多经济指标甚至超过不少省份,而江苏在县级行政上的放权使得他们看起来更像是“苏州的兄弟?,而不是下级。而且,除了彼此之间不可避免的竞争以外,在招商引资等方面,这些县级市往往还是上级的直接竞争对手。不仅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想升级为副省级市,昆山、张家港这样的县级市也想升级为副地级市。两年前,张家港市就有研究人员受当地领导之托,提出将张家港升格的报告。

长期关注长三角社会经济发展的刘志彪说,长三角的最大问题是内耗。省与省之间的内耗不用多言,即使在一省之内的苏南,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内耗同样明显。而苏南地区发展模式的相似和产业安排的雷同决定了这种内耗将更加突出。比如IT产业方面,苏州的IT、昆山的IT、南京的IT……有分工,但重合之处也不少,而且谁也不愿服谁。无疑,诸侯经济的特性注定了江苏省内的整合将困难重重。

有人把江苏比喻成一个“碎片化?的省域,如何整合自己,融于长江三角洲,从而实现新的跨越,这不能不说是整个江苏人的共同命题。
过路人,请告诉地球人,我们遵照人类的使命,在这里安息!
长三角观察报告(五)—“草根浙商”的升级压力     



毫无疑问,浙江现在是中国民营经济的标杆。以2002年为例,民营经济已经占到其GDP总值的53%,比重在所有省市中最高。而作为最为人所知的地区,温州无疑又是浙江民营经济的先驱和典型。每年每月,前往温州朝圣般地取经的各种考察团络绎不绝。

温州人曾经自豪地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温州人。而温州以外的人则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连血液里都洋溢着商业的味道。

对于赚钱,温州人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最敏感的神经。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有一个外星人不慎撞进地球,碰上一群中国人。北京人问他,您姓“社”还是姓“资”?上海人说,侬先别管这个,先弄到上海,搞一场展览;东北人接上话,不行,先调查调查他来中国有啥动机?广东人说,我可有约在先,这个外星人最后要带到广州品尝品尝……吃在广州嘛!此时,只听温州人大喝一声,且慢!先让我来问问他,那个星球上有什么生意可做?

温州人会挣钱,但浙江会挣钱的远远不止温州人。

“草根浙商”与“老百姓经济”

郑坚江,今年42岁,宁波奥克斯集团总裁。16年前,来自大山沟里的郑还是地地道道的一个修理工。1987年,他和七个年轻人,借钱在当地四明山下一个牛棚里干些为其他厂家配套加工钟表零件、拉杆天线等玩意之类的活。16年之后的今天,郑坚江的奥克斯集团总资产已经达42亿元,生产的三星电能表早就占据全球第一的市场份额,奥克斯空调也在中国市场跳跃式地到了第三名。

尽管家产已经以亿元计算,企业的规模也今非昔比,但残留在这位民营企业家脸上的乡土气息却仍然清晰可辨。和郑坚江一样,来自底层的早年生活经历给无数的浙江老板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

鲁冠球,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出身于铁匠;南存辉,正泰集团的老板,办企业之前是修鞋匠;雅戈尔集团总裁李如成,发达之前也是农民;华立集团的老总汪力成,干过丝厂的临时工……

这些都是各种富豪排名榜的常客。在这些排名榜上,来自浙江的老板要比任何其他的省市都要多。官方统计的2000年度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企业达到171家,一省就独占1/3强。在胡润制造的各种排行榜中,浙商也一直独领风骚。

和其他地方的大老板往往来自转制后的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不一样,有统计说,浙江民企100强里面,约有90%的老板出身于农民、工人、裁缝、修鞋匠等阶层,有人因此把他们叫做“草根浙商”。

杨轶清,这位长期跟踪采访浙商的前浙江报业集团记者感慨,这群最能赚钱的中国人,怎么看都不像经典教材里描述的企业家形象———他们大多只会模仿,不会创新;他们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他们的产业大多层次很低,多是传统产业,很少有高新技术;他们的规模都很小;他们都是家族制,管理像风筝一样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一个小小的纽扣,许多人根本意识不到或者看不上其商机,温州人却可以将其产量做到全国最大。温州生产的打火机,不仅能够在国内攻城略地,还能够在全球市场上所向披靡,占领全球80%的份额。

单个纽扣的利润也许只有毫厘,但温州人并不会因为其利润低而不做,温州人看重的是集腋成裘滴水成河。以家庭作坊居多的温州企业分工严密而精细。比如,一个打火机,其配件可能来自几十家企业。每一家主要生产某一个配件,但是它往往能够将这个配件的成本做到最低,而质量能达最好。经济学家钟朋荣将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形容为“小狗经济”。一条小狗不是斑马的对手,但无数条小狗在一起,这条咬腿,那条咬尾,再大的斑马也可能躺下。

事实上,温州模式的这些特点早就在浙江泛化,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发展路径。

钟朋荣认为,浙江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区域性产业集中,即一乡一品,一县一品,一市一品。“以台州为例,成百上千家摩托企业集于一地,每家企业就可以专攻一个零部件,将自己的全部资金、资源,都集中于一个零部件上,将这个零部件的质量做得很精,批量做得很大,成本做得很低。张家做A部件,李家做B部件,整个台州市就是一个大型摩托生产集团。但这个集团是由上千家独立的家族企业通过市场交易形成的。”

浙江的这种经济形式有些独特,但自成一体,而且实践证明很成功。但是,按照西方经济学术的观点来看,一般公式化的理论很难解释他们的实践。当然,这并不妨碍这些成长于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的民营企业取得辉煌战绩:据统计,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最终产品的产量,浙江有56种产品是全国第一,109种居全国第二,154种居第三位。

温州的打火机、皮鞋、低压电器等,台州的摩托,绍兴的轻纺,宁波的服装……早已经走出中国享誉全球。在温州模式泛化的浙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生产各种商品的小企业无所不在而且各具特色。

“浙江的民营经济是‘老百姓经济’,”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单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动力在于民营企业自身而不是政府,它首先是老百姓干出来的,其次才得到政府的承认和倡导。”

曾经当过温州县委书记的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对“老百姓经济”有着更为直白的解释:一是说明这种经济活动参与面广,渗透力强;二是它具有很强的民间性,跟传统意义上的官营经济有明显的区别。它出身注定不高贵,就像农村的孩子取名“二狗子”,很随缘,但它自立性、生命力强,好养活。

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

遍布浙江的企业,几乎全是家族化的中小企业。数据表明,浙江的个体私营企业中,中小企业占总数的99%。只有100万人口的宁波慈溪市,有25000家民营企业,而其中99.5%是家族制。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资本、技术、管理水平等远远落后于外资、股份制甚至国有企业的家族企业,为什么却比他们更有活力?为什么看起来落后、低级的企业组织却效率很高?

杨轶清认为,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就是两个字———匹配。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企业组织无所谓优劣,产业层次也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关键看匹配。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体系里,成熟的模式并不见得就是效率最高的,原因就是不匹配。

比如一个典型的浙江民营企业,白手起家时,做的产品是小纽扣、打火机、领带,在决策时比较保守,实行的是家族制,自己牢牢掌握企业的主动权———这些在许多理论家看来并不怎么入流的做法,却是市场最优的选择。这种制度的安排,是市场力量、民间意志和本土文化传统共同搏弈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在市场环境下创业主体自主自发的选择,它从源头上注定了浙商是天生的市场动物。

显然,企业规模小就不意味着浙江企业不能产生规模经济和效应。恰恰相反,通过区域的专业化市场———“小狗经济”形式,小企业实现生产链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或者通过专业化协作进入大龙头企业主导的价值链———在温州柳市,有多达1200个协作厂给低压电器巨头正泰集团提供零部件的。

而作为龙头企业,则可以通过当地极为丰富的配套资源,将生产要素的竞争外部化,获取成本和集约优势。比如正泰集团,95%以上的零部件在本地采购,而且在经营上一直延续着无利息的“社会负债”式运转模式,短期占压供应商货款。因此,有人评价,与其说是正泰成就了1200个协作厂,不如说是那1200个协作厂成就了正泰。不管如何,对正泰集团和1200家协作厂来说,形成了这样一条完整的现代产业链,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中神奇地完成了一次次交换和社会分工。在宁波,90%的空调配件都可以在当地采购,这也催生了当地20多家空调生产企业,甚至如海尔、海信等也不远千里来宁波采购配件。

浙江的经济就呈现出这样一种新的模式:由优势产业、关联行业、上下游协作配套,形成大小业主和谐共生的内部条状、外部块状的特色产业区域。这种教科书上找不到的产业模式在现实中却所向披靡。这也是“落后、低级”的草根企业、家族企业却能够比跨国公司更有效率的原因。

不容忽视的另一面

到过温州、浙江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家族企业是浙江的民营企业进行原始积累的一种最有效最匹配的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局限和隐忧就可以忽视。

有“中国鞋王”之称的李忠文,温州人,曾经以4000元起家,从1994年起,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在全国拥有了80家连锁鞋店,最多时还一度超过100家,名噪一时,其拥有的百信鞋业总资产也曾达到30多亿元。

然而,今年5月,这位曾经的亿万富翁却在长沙铛啷下狱,罪名是涉嫌票据诈骗。据悉,百信鞋业由于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对供货商恶意欠款,在商户再三催促之下开出了空头支票,这是李忠文倒台的直接原因。而知情人士称,李倒台的深层次原因是其采取的是缺乏制约和规范的家族企业管理模式,这是百信走向失败的原由。

据悉,在百信中,几乎所有的核心部门和管理层职位都由李忠文的亲戚朋友担任,但相互之间却并没有制衡和监督,是典型的家族式管理。比如,百信配货中心由李忠文的几位亲戚控制,这些亲戚有的趁机大吃回扣,中饱私囊。

李忠文并非不清楚这些,甚至曾经为此开会不点名地大发雷霆。然而,李只具备高中文化,认识局限也使他的应对办法到此为止。他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手段对付这些问题。因为这些“蛀虫”不是他的长辈,就是他的手足好友,使他无法进行制度性的惩罚。加上他采取的赊销模式出现问题,最终酿成今日的悲剧。

创业时期发展往往很快,但是一做大就容易死。李忠文的悲剧揭示了温州乃至整个浙江家族企业面临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困境。创业初期,人少,企业规模也小,容易控制。但是摊子一大,人手一多,共同创业的亲戚朋友之间彼此的想法就会发生变化,企业就不那么容易控制。而即使是控制得很好,这种将最终拍板权系于老板一身的决策机制也使企业时刻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风险。

民企问题研究专家、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俞飞认为,现在浙江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不是缺钱的问题,不是产品质量的问题,而是经营者的素质问题。能不能上马新技术的产品,能不能将规模做到一定程度,在目前的家族企业的组织形式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板个人的知识水平、眼界和以及对现代经济的掌握程度。一个人一天生产3000个成品包装袋,或者“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对于勤劳而且能吃苦的浙江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如果要让他们通过掌握目前最前沿的技术来使自己的产品升级,或者通过资本经营来扩张规模,对这些普遍只有初中文化的老板来说,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浙江的政府官员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承认,“低、小、散”是浙江民营企业的一大缺陷,尤其是亲缘、血缘关系虽然在发展初期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企业的发展,这种组织制度开始显露出它的局限性。

宁波方太集团也是民营企业,董事长茅理翔主张,对于家族制,要分阶段看:在创业初期,一定要靠家族的合力才能把企业发展壮大。没有充裕的资金、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优秀的设备,唯一能依靠的就只能是有血缘联系的家族成员;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须淡化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家庭因素,因为家庭问题导致好端端的企业垮台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时候必须对家族企业进行改制,引进具有职业精神的“新鲜血液”。

在方太,董事长是茅理翔,总经理是其子茅忠群,但是企业的中高层都是从外引进的。宁波奥克斯集团党委副书记黄金龙也向记者介绍,奥克斯集团除了郑坚江的弟弟和大舅子少数家族成员担任高层外,企业的其他管理层成员都是外聘的。

事实上,仔细考察浙江成功的大民企,就会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已经稀释了家族或者个人的股权,通过吸引社会的力量改组成为股份公司,正泰集团、吉利集团等莫不如此。

接班人难题

对于家族企业来说,接班人问题是一个最为敏感、事关存亡的关键问题。

茅理翔说,他现在的时间安排是1/3讲课,1/3学习、写书,还有1/3接待老朋友,因为他已经成功地把接力棒交给了儿子茅忠群。

但是许多老板却没有茅理翔这么轻松和幸运。和方太集团同在宁波慈溪的一家大型民企,父亲退线后,儿子接棒,但是企业中层却不能接受,最后人心涣散,企业垮台。

去年,吉利集团聘任曾任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的徐刚担任总裁,此举令李书福一时成为媒体焦点。因为在浙江的家族企业中,聘请外人担任总经理的并不多见。即使是现在,能够做到李书福那样的也并不多。

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认为,目前真正打破家族制的企业在温州很少,一是因为温州民企的发展才不过20年,创业者还没有到退下来的年龄;其次,文化教育一直是温州发展的软肋,没有好的内部人才环境,吸引外来人才也难;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企不能接受职业经理人。

其实温州的情况也代表了浙江的现状。

问题是,尽管创业者的年龄还允许他们拼搏一段时间,有的甚至非常年轻,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迟早要来。即使是有“长青树”之称的万向集团鲁冠球、正大青春宝冯根生等等企业家,在企业管理一线已经奋战了20年甚至更长,而且在本可以退休的年龄仍然很活跃,但毕竟岁月无情,也许5年、1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后,年龄将迫使他们退休,那时接力棒将交给谁?如果是家族成员,接班人能否续写辉煌?培养一个成熟的接班人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现在五六十岁的企业家在浙江已经比较多,他们又将如何解决成功交接的问题?

这是横在所有浙商面前一道紧迫而又必须破的难题。
过路人,请告诉地球人,我们遵照人类的使命,在这里安息!
长三角观察报告(六)—资本外流考验政府智慧



浙江的省情是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三分田,自然资源在全国所有省市中排倒数第三;长期处于对台前线,国家在浙江的工业投入少得可怜。自然资源的匮乏和国有企业基础的薄弱使浙江的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无计可施,扶持民间经济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浙江义乌出现了小商品市场,国家工商局获悉后,专门发文,要求清理这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但是,有媒体披露,当时文件传达到浙江省后,却被束之高阁。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在很短一段时间之内发展起来之后,终于取得了中央管理部门在此问题上的承认。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在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而当时当地官员以个人政治前途为代价所作出的保护,最终为浙江的私营经济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机。 

  去年,本报记者在山西采访时,当地一位学者说,山西之所以现在这么落后,有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只会贯彻中央的方针,步调保持得过于一致,而不是提前迈半步地走在政策的前头一点点,哪怕是事后被追究责任也好。 

    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浙江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似乎恰好相反。每一次来自民间的对现有制度的突破,莫不能离开当地政府有意无意的扶持与“疏忽”。

  温州市前任市长钱兴中的话也许能够代表政府对待私营经济的这种态度。他说,在温州,当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实践。这种务实的态度和大胆的政治智慧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空间和有力的保护。 

  来自民间的力量,就这样时时拷问、推动着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在对待民间经济态度上的宽容和有意识的保护,又反过来推动民间经济一步步前进。双方在时而剧烈时而微妙的博弈中,取得了一种巧妙的平衡。

  回过头看,这也正是八十年代,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民间经济最有突破性发展的重要原因。全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全国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的试验……全出自那时的温州。 

   从某种角度来看正是温州的示范作用,形成了在长三角中浙江有着她特殊的作用,而这种民本的力量,有着她的土壤,这使得浙江更为耀眼。

  从这种意义上看,浙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并不在广东之下。

资本外流的利弊之争

  和以前不同的是,浙江地方政府现在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外流。如何对付这个问题,使浙江的地方政府显得有些左右为难。

  据统计,在上海滩,现在有5万多家浙江企业在此发展,其中有一定规模的有2000多家。平均5家在上海注册的外省市企业中,就有一家来自浙江。在上海经商的浙江人达25万人之巨,所办企业注册资本达610亿元。浙江许多大企业如杉杉集团、均瑶集团、华立集团纷纷把总部迁往上海。

  在重庆,由鞋业巨头温州奥康集团牵头,联合其他企业投资10亿元打造的“西部鞋都”今年9月正式奠基,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希望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巨大市场复制一个温州鞋都。

  在北京,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最大的灯具市场、奥运场馆项目等等项目背后,都闪现着浙江人的身影。

  在全国,北至黑龙江,西达新疆,南到海南,无不有浙江民间资本扩张的事例。有数据表明,自“九五”以来,浙江已有7000多亿元民间资本进入全国各个领域,居于首位。仅温州一地的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1000亿资本流向外省市。  

  越来越多的浙江民间资本正在外流,浙江是否正在失血?

  在这个问题上,浙江的地方政府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有的地方政府为了阻止当地企业外迁,采取种种手段,甚至不惜给企业种种“小鞋”穿达到目的。但是有的地方政府却表现得非常开明。当台州有一批年产值过亿元的企业想迁往上海时,台州市政府干脆在上海建了个科技园,主动配合企业外迁。温州市在这个问题也看得很开。去年,本报记者采访时任温州市市长的钱兴中时,钱说,市场经济不要算钱的账。有的人说,温州人流失了,财富流失了,资金流失了,温州的城市空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温州就是一个流动的城市,从历史来看,温州发生过4次大的移民,事实上,流动快的时候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不流动,经济就死掉了。 

  显然,开明者的理由是,浙江的民间资本外迁,更多的是一种增量意义上而非存量意义上的外迁。所谓的外迁,主要是跨地区发展,去外地办新企业,而不是已有的企业的逃离。并非浙江留不住这些资本,而是浙江本地资本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溢出效应”。但是,不管人在哪里,他们的根还在浙江。比如,今年春节前的10天之内,外地通过银行汇到温州的钱,就多达220亿多元,平均每天有20多亿元。
  但是反对者以越来越多的企业整体外迁为例,认为这并非简单的资本增量外流,而是影响到浙江当地经济发展的一种缺陷。据说,目前仅温州一地的企业就有250家民营企业整体外迁到上海,税收、就业等自然随之而去。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到外地发展。 

  事实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主动到全国扩张市场的因素外,浙江企业尤其是上了档次的大企业外迁,背后往往有着迫不得已的原因。

  浙江本来土地稀少,人均只有三四分田,加上过去20年浙江的制造业发展迅速,对工业用地的需求急剧攀升,浙江目前的工业用地普遍吃紧。在温州,更是

  地如金贵。2002年,温州瑞安的工业用地需求是1万亩,而用地指标只有1500亩,无异杯水车薪。

  遍布浙江的各种工业园区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矛盾。据浙江省国土资源厅统计,全省经县级以上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园区、开发区达731个,所占用的126万亩土地中近一半不符合土地利用总规划,许多甚至在圈地闲置。一方面,土地稀缺,而另一方面,大量土地又没有进行好的规划导致利用率不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浙江省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高度紧张的用地矛盾迫使许多浙江企业到西部、到其他省市去寻找更便宜的成本。而当地人才资源和地理优势的相对不足也是浙江民企尤其是大企业“孔雀东南飞”的重要原因。

  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在解释为什么把集团搬到上海时曾说,企业不是跟着市场走,而是跟着人才走的。华立发展到现在,就需要寻找最优秀的员工,浙江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上海却可以。有报道说,浙江只有浙江大学一所进入教育部211工程的学校,而近邻江苏却多达19家,上海则更多。与经济上的实力相比,浙江的教育资源显然不相匹配。

  上海是国际都市,是长三角的龙头,是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有着浙江难以比拟的优势。而经过20年的发展和积累,浙江的许多民企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进行产业升级和规模扩张,在更高的层面上发展是当务之需。此时,对资讯、人才等各方面的需求已然和过去有着巨大的区别,寻找更好的栖身之地就成为必然。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姚先国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浙江的真正优势在于丰富的企业家资源,对于企业的外迁应该抱着开明的态度。浙江是企业家的摇篮,单纯从GDP等数据来衡量浙江就可能失之偏颇。这类似于“温州经济”与“温州人经济”的异同。温州经济只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但遍布全国的160多万和遍布全球的50万的温州人所创造的“温州人经济”却是难以衡量的。温州人的触角在全球,浙江人也是这样。  

    浙江的反思和警惕

  有人把现在的浙江经济形容为“中国最健康的一块省市经济”。确实,在其他地方政府或者为国有企业衰败大量工人下岗而头疼,或者为三农问题过于沉重而操心,或者为国际产业资本转移而担忧的对比中,以内生式的民本经济为强烈特征的浙江,显现出了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浙江的大老板最多,浙江的城乡居民收入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浙江的GDP在全国排名第四,但是浙江却在反思。省长吕祖善说,这些年,浙江听到的各种表扬太多了,浙江不能沉浸在其中,而是要看到和重视自己的不足,努力缩小差距。浙江为此打出鲜明的口号:接轨上海,学习江苏。为了积极融入长三角,今年5月,浙江省委还向各县市下发了《关于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的若干意见》。

  浙江的官员说,对上海来说,如果是“海纳百川”的话,那么,对浙江来说,就是“百川汇海”。接轨上海,某种程度上就是接轨国际、接轨现代化。在浙江,从政府官员到企业老板,在浙江应该接轨上海的看法上,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但是,接轨上海并不意味着依赖上海,更不意味着浙江丧失自我。浙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一方面,上海在长三角中的龙头地位让浙江无可回避,而另一方面,并不真正甘心于在长三角中扮演“配角”的心态又使得浙江对上海并不服气。在这个问题上,有关杭州是否应该是上海的后花园的看法似乎比较代表浙江人对上海的这种有些矛盾的心态。 

  像以前习惯把苏州叫做“上海的后花园”一样,现在,在交通日益便利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上海人又开始把三小时路程之内的杭州当作“上海的后花园”。每到节假日,不仅仅旅游,从上海来杭州休闲的人也越来越多。 

  但是,现在的苏州,对仅仅是“上海的后花园”的定位已经并不认同———苏州今年上半年引进的外资已经超过上海。记者在采访时感觉到,现在的苏州,更多地认同的是上海的龙头地位,而苏州所要做的,是在上海的“大树底下种好自己的碧螺春”。 

  杭州更是一样。据说,在杭州,当地官员常常说“再这样下去,就真的要成为人家的‘后花园’了!”对于成为上海附属的警惕心态,由此可见一斑。杭州宋城集团董事长黄巧灵说,杭州应站得更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区域优势,杭州不是上海的后花园,杭州应成为中国和全世界的“后花园”。

  在对江苏的态度上,浙江则是尽量学其所长。

  今年3月23日,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和省长吕祖善带队,各部门和地区一把手参加的高级别考察团,一路北上,分别考察了昆山、苏州、江阴、张家港、无锡、南京等地。邻近的这个兄弟省份在外资招商方面的成绩让他们感慨不已。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为168亿多美元,而江苏仅去年一年就达103亿多美元。仅苏州市一个市,一年引进的外资就比整个浙江省还要多。江苏这些年经济发展之所以这么快,外资牌打得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浙江省外贸厅厅长冯明说,差距不是她出来考察之前能想象的。温州市委书记李强也承认,民营经济虽然在温州非常发达,但引进外资却是温州实实在在的一条“瘸腿”。从改革开放至今,温州引进的外资总共不过5亿多美元。他感慨,再不在这方面下气力,“瘸腿”可能要成“废腿”了。 

  吕祖善说,浙江的经济有弱点,弱就弱在开放度不高。国际产业资本现在正在往长江三角洲转移,对于浙江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数字摆在面前,差距显而易见,浙江地方政府,从上到下,无不有油然而生的紧迫感。 

  和近邻江苏相比,除了引进的国际资本相差悬殊之外,在引进国内资金方面,浙江也比不上江苏。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浙江家族企业的相对封闭性往往使他们难以和国际资本对接。另一方面,浙江当地政府长期以来“无为而治”,固然释放了民间的创业激情,但同时也使自己养成了惰性,没有像苏南的许多地方一样向服务型政府靠拢,尤其是基层政府,服务的意识还比较差。 

  采访中,记者听到一个故事。有一家企业,想来温州投资10亿建发电厂,因为温州一向缺电。但是,到了温州之后,政府方面却无人接待,最后原本想投资的企业改投其他地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项目,出现在内地的市县,也许当地一把手会亲自出面接待。温州的企业主也反映,这几年,温州的城市建设、道路建设进展非常快,但是政府的服务意识却似乎没有跟上。这也正是许多人抱怨浙江投资软环境不理想的原因。
  事实上,除了“引进来”的不足之外,浙江“走出去”的企业也面临着烦恼。

  广博集团是宁波市文具行业的一家大型企业,现有资产近5亿元,是一家典型的外向型企业。截至7月,广博今年已经实现外贸销售近2亿元。

  和浙江的其他外贸企业一样,一直以来,广博都是替国际公司做OEM的加工制造,也就是接对方定单,贴牌生产其他品牌。而这中间的利润差距,广博集团董事长王利平讲了一个小故事。1996年,他去德国参观一个文具博览会的时候,发现广博自己生产的相册贴上别的品牌之后,其价格翻了三倍还多,王的惊讶程度可想而知。也正是从那回国之后,王利平马上注册了“广博”商标,开始创立自己的品牌。

  如何从单纯地替别人加工制造到拥有自己的品牌,这也是浙江外贸企业面临的一个普遍困惑。

  不管如何,浙江在民营经济方面的活力是其它省市所难以比拟的。无论是在杭州还是在宁波,记者到处都能感受到这里洋溢着无法阻挡的内在活力,9月29日,钱塘江涨潮,潮到岸边有几米高,浙江民间的经济就如这激流涌动的钱江潮壮阔而美丽。
过路人,请告诉地球人,我们遵照人类的使命,在这里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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