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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在北京[转帖]

《浙商》杂志  记者徐王婴

               

某种意义上说,浙江人去北京的少。比如浙籍大学生,不同于 “北漂”一族的是:他们大都喜欢留在“忆江南,最忆是杭州”的南宋皇城故地。或者,去临近的大上海、去同为“天堂”的江苏。

与此相近的是,浙江的大企业很少将总部迁往北京城。当浙江的企业大腕们纷纷在上海滩立起“码头”的时候,悄悄进京的是许多默默无闻的浙江商人。

生性不爱张扬的浙江人,仿佛天生就喜欢远离政治中心。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北京有了“浙江村”,有了50万浙江商人。

50万,与上海的浙江商人数相同。但,在京城的浙江商人显然不同于上海。

最明显的不同是,如今在上海的浙江商人更多的是在浙江本土获得成功之后“迁都”上海;而在北京的浙江商人许多是在浙江本土“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闯北京的。当然,与上海的浙江商人相同的是:他们都在异乡——一个比自己的故乡文明繁荣的都市里受到了应有的尊敬。

北京,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神圣而庄严的首都,曾几何时,成了50万浙江商人的淘金地?

追随着浙江商人的足迹,本刊记者来到了北京。



A>“浙江村”的变迁



提起“浙江村”,北京人几乎无人不晓。但“浙江村”的今昔变化里却折射出浙江商人的品牌演变。

“浙江村”位于北京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地区。据称,“浙江村”现有本地农民1万人左右,而外来流动人口却有30万,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就有6—8万。在这些外来人口中,富有经商头脑的浙江人大约占了60%。

说起浙江村的来源有这么一个故事:1983年前后,一对来自温州乐清的农民兄弟,卢毕泽和卢毕良在内蒙古经营服装亏本之后,准备打道回府,当他们经过北京城的时候,不甘心失败的兄弟两把肩上打包的上百件衣服打开,在天子脚下也练起地摊来,没想到的是,这一堆在内蒙卖不掉的衣服却在北京成了抢手货。

这一对兄弟凭直觉得出了结论:“北京的生意好做。”

于是,他们在第二天就东摸西拐地到了南面的丰台区,他们租了间农民房,买了台缝纫机,开起了“时髦的温州服装”小作坊。而温州的“时髦服装”在一向严肃而革命的京城里非常俏销。很快地,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温州老乡尾随而来。而当时城市对外来人口控制的很严,首批“拓荒者”就只能选择在城市的边缘落脚。这便有了“浙江村”的由来。

  然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浙江村”在京城一度被戴上另外的代名词:环境的“脏”、“乱”、“差”和商品的“低、次、劣”。“浙江村”的商人几次被“清理”出城。“浙江村”里的院落、菜市场等建筑,在2000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和600多名公安干警的配合下,被强行拆除。然而,浙江村的拆除没能撤去浙江商人强烈的创富欲望。他们将“浙江村”辗转挪移到河北、河南等地。与此同时,北京人开始怀念起浙江商人给当地带来的税收、人气、时尚的服装以及灵活的经营模式等。于是,北京人带着开放的心情希望主动去容纳浙江商人,而浙江商人则带着学习、规范的愿望再次走近北京。

几经蜕变,浙江村今非昔比。沿“浙江村”商业街采访,一路上看到最多的就是经营各类物品的商铺,在每一座现代化的服装商贸城门前,往来人群更是熙熙攘攘。跟20年前的这里相比,现在的繁荣景象简直让人难以想象。据南苑乡宣传部提供的资料显示,“浙江村”所在的大红门地区,货物日吞吐量平均为1600吨,高峰时期达到2000吨,年总交易额为300亿人民币,占北京同类产品交易总额的54.5%。“浙江村”现在不仅成为北京的八大商圈之一,而且成为南苑乡的重要经济支柱。 “浙江村”大红门地区的年产值约占南苑乡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而且,南苑乡发展迅猛的仓储、托运、水产品和房地产市场,完全是由大红门服装市场拉动的。

是的,浙江商人,特别是千千万万来自乡野村落的农民商人,他们是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在泱泱大国的首都城市,他们身上的原本带来的不文明习气经受了城市的洗礼,在这场洗礼中,他们成长了,成为了 现代文明城市的文明经商者。

1991年就到北京创业的黄岳川,这个北京市浙江企业协会的副会长、万朋汇投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谈起浙江村的变迁感慨万千:“经历了1995年浙江村的拆迁,浙江商人意识到了,做市场就是要树形象、打品牌,华山只此一条道。”为此,他卧薪尝胆,十年磨一剑,终于在京城打造了一座文化用品的市场航母,位于北京永外大街沙子口,建筑面积两万多平方米,摊位700余个的万朋文化办公用品商城。



B>山区农民大裂变



    丽水是浙江省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几年前,那里还有好几处贫困县和贫困乡镇。特别是一些高山地区的农民,生活在“病无医、老无养”的贫困线上,其情其景令人揪心。扶贫,就成了当地政府一项沉重的担子。那里的地方官员们总是自诩“丐帮帮主”。因为他们每年都要向省里和中央申请扶贫资金。然而,每一笔的扶贫资金拨下去,总是“杯水车薪”的感觉。

  积攒了许多年的扶贫经验后,当地政府喊出了“下山脱贫”的口号。于是,政府拿钱,将山上的农民安置到山下来,希望这样可以帮助他们真正的脱贫致富。 

但是,下了山的农民做什么?靠什么发财?没有人能给出现成的“摇钱树”。“下山脱贫”成了一个悬念。

这一次北京之行,却让记者看到了一个绝好的“下山脱贫”的版本。

一个来自景宁县大山沟里的农民沈元科,在家乡体会了“山穷水尽”的无奈之后,带着老婆孩子,挑着简单的行李,从东北转辗到北京,从卖茶叶蛋开始,13年间带出了1万山区农民到京城做买卖,开出了上千家加盟物美的超市。而他自己,也从一个当年只 念过一年书的山里人变成了识书达理的驻京党支部书记。

需要提醒的是,那些亲帮亲,邻帮邻地来到北京的景宁老乡,大都和沈元科一样,在家乡并没念过多少书。但他们在京城完成了从山区农民到京城商人的角色转变。非但如此,他们还以京城为大本营,逐渐将生意向东北、西北和蒙古、俄罗斯、东欧、北欧市场延伸。

与分布在北京各个社区的超市相呼应的是坐落在北京宣武区马连道“京城茶叶第一街”的“绿谷茶城”。人们很难想象,在“京城茶叶第一街”中,装修最精美、布置最雅致的茶城也是出自丽水人之手。

从景宁造纸厂下海的徐益军当年从家乡借钱1万元只身闯京城。如今,敢于贷款2000万元,加上自己多年积攒的钱,买下这个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商城的永久产权,开出这个拥有100多个商铺的“绿谷茶城”。

耐人寻味的是,徐益军是在非典之后,感受着“绿色食品”的商机,在北京打出“绿谷茶城”的旗号的。而“绿谷”一词,本来就是家乡丽水的一种代名词。也许是家乡人觉得这个词不再新鲜了,也许是家乡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在人们有点淡忘这个词语的时候,在京城的家乡人,高高举起了“绿谷”的旗帜。

“人们对丽水的贫困和落后应该予以重新审视。过去,丽水的穷,更多的是因为交通的闭塞造成的。现在,火车、高速公路、还有互联网的运用,已经使丽水的这种区位劣势逐渐得到了改变。与此同时,走出去的丽水人,更多地融合到日益开放的市场当中。特别是在京城的山区农民,经过现代文明的熏陶和裂变,逐步具备了现代商人的气质。也许,用不了多久,这些当年的农民,现代的商人可以帮助家乡改变穷面貌呢。” 丽水市政府驻京联络处主任吴峻辉如此说。

而记者从浙江省经济协作办得到的消息是:丽水在外创业的商人15万,排在浙江省11个市地的第六位,高于杭州和嘉兴等地。



C>抢夺奥运商机



奥运商机无限。记者刚从北京回杭,就听说京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世界展示了一桌诱人的奥运商机“盛宴”:投资需求接近15000亿人民币。近1000名国内外著名企业的代表在“中国和世界的商机”的召唤下,云集北京,参加了规模盛大的北京2008奥运经济市场推介会,见证了北京奥运经济战略的正式启动。

其实,在这次推荐会之前,抢夺北京奥运商机的大战早已硝烟弥漫。素以中小企业的灵活著称的浙江,虽然在“豪华宴”上分得的蛋糕不多,但许多浙江商人早已快捷出击,抢夺“小蛋糕”。

首先,是浙江商人捧着古代进贡物品绫绢走进 “2008北京奥运”。据介绍,到2008年北京奥运举办之时,一批印有国宝级古旧字画的绫绢,将作为贵重国礼,赠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 提供绫绢的是浙江双林云鹤绫绢厂。据该厂厂长介绍,第一批1万多米绫绢已于去年9月份之前运往北京。

而温州金乡徽章厂的负责人介绍,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报奥运会成功后,金乡徽章厂就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开始积极与奥运组委会接触,希望能拿下生产2008年北京奥运会徽章的授权。

 温州金牛工贸有限公司的两名业务员则透露,他们也参与了奥运奖牌木制外包装生产的竞标。两年来,金牛工贸一直在争取生产奥运收藏品的授权,并且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



  据悉,一家浦江水晶厂在三年前也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在北京使出浑身解数,以比拼奥运会会徽的授权业务。

像这样,为着奥运蛋糕,早在两三年前就悄悄进京的浙江商人不计其数。浙江省驻京办的张海萍、任华丽介绍,有两位温州籍的灯具大王。一位在北京市整个五环路的灯具项目竞标中一举中的,一位则拿到了奥运项目。记者要求采访,可“灯具大王”却因故推脱了。

  在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的中天大厦,在中天第四建筑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里,张向洪经理,这个“外地进京优秀青年”气定神娴地告诉记者,“中天”在1999年进京后, 以“每建必优”的成绩赢得了北京市的认可。浙江的建筑大军、房产大军跟随着中天、广厦、绿城等的进入赢来了北京人的喝彩声。而众多的建筑商和房产商北上京城的“醉翁之意”显然在奥运商机。

D>皇城根的对话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钓鱼台国宾馆的附近,一个老北京爱出没的繁华地带。一个个北京风味的茶馆京腔十足地向过往这个城市的人们展示着京城文化。

但记者却在这里找到了一家名为“西子湖茶楼”的原汁圆味的杭州茶馆。

茶馆里处处流露出浓郁的江南风味,每一个包厢都用一个西湖的景点作为背景图案。经营茶馆的老板是杭州人李跃。他告诉记者,茶馆里沏茶用的水是从杭州虎跑运输过去的,龙井茶就更别提了,是正宗的“龙井产”。

在京城的杭州茶馆,品着家乡的龙井,听着江南舒缓、柔和的音乐,记者和茶馆老板随意地聊起了关于浙商的话题。

聊着聊着,就给正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新锐浙商——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夏建统打电话,这位艾斯弧(杭州)建筑规划设计公司和地平线软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老总,不顾疲劳地开着自己的跑车来到了茶馆,并将话题引向了深入。

“跟徽商、晋商比较,浙商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李跃,这位最空调出身的茶馆老板一板一眼地发问道。

“浙商,到底能走多久?”这是夏建统,这个年轻而略带忧郁的博士老板的问题。

创业才三年,夏建统在杭州的两家公司很快发展到在上海、北京都有分公司,在全国都有大量的业务 ,软件公司正进军美国的“纳斯达克”。而他本人,在担任总裁的同时,还要奔波于美国和北京的大学讲课。作为年轻、新锐的浙商,他的提问显然会尖锐一些。

北京对于浙江商人,将意味着什么呢?不仅仅是商机,也不仅仅是文化层次的提高。还会有一些深刻的内容,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

“拿丁磊与王志东作比较,人们会发现:他们两人学历背景、行业背景、技术背景、乃至创业背景,几乎一样。但,他们的奋斗结果不同。这里,浙商的韧性、低调、务实等特性鲜明地体现了出来。而丁磊为什么在把总部搬迁到北京之后,又将总部搬回广州?还是浙商身上特有的气质所决定的。应该注意的是,几次搬迁之后的丁磊,已经不是单纯的浙商,而是融合了京商、粤商的优秀品质的新浙商。”

哈佛博士如此“点评丁磊。

“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吴鹰。这个原籍晋商故里,留学美国,创业在浙商的故地,享誉京城的知识经济的精英,到底凭什么创造小灵通奇迹?兼融东西方文化,吸取各大商帮的精髓,扬长而避短,方才具备了企业家的领袖素质。”

跟浙商朋友一起点评着一个个浙商的成与败,思考着浙商群体成长与崛起的种种问题,想象着浙商辉煌的未来与前景,记者在北京的夜色阑珊中深深地感慨:浙商,任重道远,前程似锦!

《浙商》杂志试刊号,发刊时有修改
我怕鬼,但喜欢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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